唐代风俗对文体创作和传播的影响

1.风俗文化影响文体的发生

文体的发生大多源于人类文化活动的需要，文体从其产生之初，就与文化密切相关。郭英德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人们在特定的交际场合中，为了达致某种社会功能而采取了特定的言说行为，这种特定的言说行为派生出相应的言辞样式，于是人们就用这种言说行为(动词)指称相应的言辞样式(名词)，久而久之，便约定俗成地生成了特定的文体。而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正是从对不同文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的指认中衍生出来的。易言之，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区别类分文体，便生成了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18]引文强调行为方式对文体生成的重要性。这些基于言说行为方式而产生的文体，更多地属于应用性的文体，如“诔”“诰”等文体。事实上，文学类文体如诗的文体发生，在先秦时也是通过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如祭祀仪式等来实现的。总之，文体的发生必然是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社会文化行为方式的影响。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一定的个人行为方式在社会层面普及后就上升成为一种行为模式。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文体的发生背后少不了风俗文化。风俗文化在历代传承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风俗加以丰富拓展，生成新的有时代特色的风俗文化。如果将风俗文化视为一件作品的内容，文学艺术则成为反映这件作品的形式，往往不同的内容要求不同的形式来承载，新的内容会呼唤新的文艺形式。俄罗斯艺术家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时，认为时代和个人一样，有着反映自身文化的需求：“整个时代要求反映自身，要求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它的生活。”^[19]时代风俗呼唤能充分反映社会风貌的文学样式，这种需求成为文体产生、兴盛的原动力。

2.风俗文化影响文体发展和传播

风俗文化对文体存在状况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某类风俗会影响相关文体的创作与传播上。如唐代厚葬风俗兴盛，墓志作为丧葬附属品，受到厚葬之风的影响，丧葬之家纷纷刻石撰碑，墓志的修撰蔚然成风。墓志在唐代的兴盛和丧葬风俗密切相关。

唐代的许多节日风俗、游艺风俗更是推动文体创作的重要因素。先说节日风俗。明代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就曾指出唐代中和、上巳、重阳三大节游宴之盛，并由此而引起的诗歌创作之多：

唐时风习豪奢，如上元山棚，诞节舞马，赐酺纵观，万众同乐，更民间爱重节序，好修故事，彩缕达于王公，籹粔不废俚贱，文人纪赏年华，概入歌咏，又其待臣下法禁颇宽，恩礼从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寻胜地燕乐，谓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诸节，尤以晦日、上巳、重阳为重。后改晦日，立二月朔为中和节，并称三大节。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本秦之隑洲，开元中疏凿，开成、太和间更加淘治。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环池烟水明媚，中有彩舟；夹岸柳荫四合，入夏则红蕖弥望。凡此三节，百官游宴，多是长安、万年两县有司供设，或径赐金钱给费，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骈阗，飘香堕翠，盈满于路。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20]

这则材料以三大节为例来论说，而每月的旬假，三节之外的其他诸节等信息，揭示出这种节庆风俗和文学创作次数之多，而“朝士词人有赋，翼日即流传京师”也说明聚众游乐是诗文传播的重要场合，游乐酬唱所作，在第二天就在京师广泛流传开来。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非平日其他传播途径可比拟。(www.xing528.com)

节庆风俗对诗文创作的促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不是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的个案，关涉的文体也不仅仅是诗歌，词、曲、文等都有涉及，文学史上形成特有的“民俗诗”“风俗诗”，显示出这类创作之多。

唐时的出游、踏歌、题壁等风俗对文体创作、文体传播的影响尤为显见。

题壁古已有之，然以唐朝为最盛，馆驿壁廊、庙宇寺观、酒家娼肆，都是唐人题诗的场所，行旅题壁成为唐人的普遍风习。题壁所集中的馆驿、宫观、寺庙等地方，交通便利，游客众多，是易得宣传的重地。人来人往，所见题壁者不计其数，题壁无疑以庞大的流动人口为阅读群体，他们比一般读者更具流动宣传性和社会接触面，随着行旅而接触到社会的各个阶层，题壁诗借助这一读者群的流动宣传而可以在当时获得快捷而广泛的宣传渠道。传播学认为，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互通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社会行为。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即直接传播，或通过一定的媒介实现有如面对面交流信息的传播效果即间接传播。人际传播属于社会性传播，使用社会性语言，社会性语言的特点在于能引起他人的反应。传播者也是受传者，影响他人的同时也接受他人的影响。题壁诗即是通过壁或板等媒介实现创作者与阅读者如同会面般的交流。元稹与白居易交好，一次去异地见白诗被人题于馆柱，非常高兴，作诗《见乐天诗》：“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馆无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两人虽未见面，但是见诗如见人，令元稹心情转好。

题壁风气在唐代大盛，创作队伍高度社会化。题壁诗的作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上有帝王、公主、宰相，中有官吏幕僚，下有举子、隐士、下层文人，此外，僧人道士，以及民间女子都加入到这一行列。^[21]这一风气在整个社会的广泛流行，使唐代题壁诗达到一个创作的高峰，因其题壁廊之上，许多文人墨客读之随即感悟相生，而即刻提笔而和，由此而带来新的创作。《云溪友议》卷中“三乡略”条载，若耶一女子题诗于驿壁后，“是诗继和者，多不能遍录。”即是此类情形之力证。

与题壁风俗一样，唐人出游、踏歌、祭祀等风俗也为文体创作提供了契机，促进了文体的广泛传播。游宴为平日为世俗生活所羁绊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放松身心的时机，在个性张扬和美景激发之下，文人雅士诗兴大发，而踏歌的歌词有些即兴填写的，也无疑促进曲子辞等文体的创作。唐代宫廷踏歌声势浩大，“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民间此风也十分盛行，如《宣和书谱》载，“大和中，进士文箫客寓钟陵，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22]，诗歌中“夜宿桃花村，踏歌接天晓”也是谓民间踏歌之风的流行。而唐代祭祀风俗中的赛神活动，联歌而舞，王昆吾先生指出其“只不过是在‘神’的名义下所进行的民间燕乐。”^[23]这些歌辞，大部分是出自民间创作，因歌唱的需要，具有浅易的语言风格，而又带有生活的主题，是百姓所熟悉和喜爱的，故而很容易在民间传唱。

总之，题壁、出游、踏歌等唐代盛行的风俗，无形中提供了许多创作契机，同时因媒介或场所所促进的诗歌社会性传播，都对唐代文体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