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渗与共长：动态传承中的文化研究成果

风俗文化与文学都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生活是二者共同的文化土壤，共处于同一时间与同一空间下的风俗与文学则在各自的传承中必不可少地发生联系，相互影响，互渗互融。

首先，风俗的形成和变异衍生出创作题材，其文化内涵和变化则依靠文学作品来记载。民间习俗在传承过程中，衍生出民间传说，从而借助传说广泛地在民间流传。习俗是日常生活中一种较为固定的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对于其固定成俗的原因、起源，民众或文人喜欢对此进行猜想与想象，根据民族化的情感和观念，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对这些习俗进行解释。除了解释起源以外，如果有些习俗发生变异，相关解释也会在民间传说中出现。此外，风俗文化中除了行为方式之外的伦理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等民众心理方面的内容，是凝结在民族心理的深层次性格，它的相关理念，不是单纯的行为方式所能表达的，一些风俗观念，如命相、占卜、谶纬观念依靠小说来演绎、传播。中国的相术、占卜、谶应故事自古以来，都由小说来记录。

其次，文学作品塑造的传说形象，在民间流传中得到民众的公信，从而催生出民间信仰习俗。此种文化现象最初由民间传说在民间传播，然后通过文人加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随后形成风俗，可看成作品引起风俗的发生，如关羽是宋元文学艺术作品刻意描绘的忠勇形象。这些作品不仅以其灵活的方式、通俗的语言掩盖了关羽的骄矜寡谋，拔高了关羽的忠义神勇，而且再造了关羽的“儒者气象”，确定了关羽的神像、神号和祭日，最终与表彰忠义的理学思潮相表里，促成了关羽信仰这一风俗文化现象。^[15]

再次，风俗文化与文学作品在传播范围和时间上互促互补。风俗文化通过作品的承载，随着作品的传播而传播，扩大了民间风俗的传播范围，加快了民间风俗传播的速度。古代习俗大多最初在某一地域范围内流行，但后来有些普及到全国范围，其克服地域障碍就是依靠负载风俗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流传。相对而言，习俗的传播更拘囿于地域的制约，而作品的传播则由于文人在各地的流动及其他因素更容易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此外，文学作品多元化的传播媒介，如卷轴、碑石、壁、名纸与笺、陶瓷器、拓印与雕版印刷本等，也为其广泛而长久的传播提供物质保证。正是由于文学传播带动风俗文化的传播这一特点，中国古代认为文学有移风易俗的功能，因此文人呼吁文学作品应该“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文学对风俗的作用，被文人兼政治家用来强调由文学作品来践行教化功用，使其发挥辅政、聚民、安国兴邦的大任。

空间范围内，文学比风俗更容易突破地域的拘囿，因而风俗依靠文学的记载和传播而扩大了生存空间；而在时间的相续传播上，风俗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传习，不间断的传播则比文学更具连续性。今天文学作品中很多相关习俗来历的故事传说，则依赖习俗仪式、生活方式的保留被口耳相传而长久传诵。一些小说创作在本事已佚时去民间传说中寻找到大量的素材。我们阅读从汉魏到明清的文人笔记，即可发现其中有极为丰富的传说材料。(www.xing528.com)

俄罗斯学者李福清认为，中国作为全世界传说最多的国家之一，丰富的传说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至今提供保证。^[16]

总体而言，文学作品与风俗文化两者共处于文化的动态传承中。文学作品作为风俗文化的叙事成分，参与风俗文化的综合传承；而风俗文化作为文学作品的基本素材，借助作品的传播而扩大流传地域。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动态传承中绵密互渗，各自既遵循自身存在规律和传承线路向前发展，又同生共长、彼此渗透。观文学而可知风俗，由文艺作品可察民治得失，移风易俗离不开文学的熏陶与教化之辅政功能，而风俗滋生与引导创作题材，从创作、内容、文体兴衰等各方面影响文学。

以上是笔者就二者在动态传承中的互渗、互促互补，同生共长而做的探讨，我们注重的是动态的传播过程中二者的交融关系，事实上，从宏观上讲，二者的相互影响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以人类社会存在作为前提，那这一相互影响即可被视为永远而持续的。风俗文化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对文学题材的引导不言而喻。在此基础上做分支讨论，风俗文化对文人的影响，于任何作家而言，是不可避免的。从关乎文学创作之艺术观念、审美趣味之直接反映于作品中的显见影响，到以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日常积累而沉淀于创作民族心理等深层次的影响，无不是风俗文化影响文学的重要方面。再从文体这一分支来看，中国文学发展演变历程所呈现出一代有一代之代表性文体的特点，如果忽略时代风尚的作用，其形成原因则无从探讨。作用与反作用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文学对风俗的引导作用、对风俗文化的保存、传播亦功不可没。

总之，风俗文化与文学的相互影响，是文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本书只是选取唐代这一中国封建社会具代表性的时代，具体从文人和各类文体方面，对此做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