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至晚唐的诗体演变及其与唐代风俗文化的关系研究

诗歌作为唐代的代表性文体，其体裁、功能，以及风格等在初唐至晚唐都构成一个动态的系统，经历了数次变化。

1.唐诗的体裁与流变

唐代诗歌体裁的具体存在形态，我们今天一般都以古体诗、近体诗为两大系统去划分，这一分类观念并不与唐人当时的诗体分类观念完全契合。王运熙先生认为，唐人把五七言诗大致分为古体诗、齐梁体、歌行、律诗、乐府等五类。^[2]这一分类，显示唐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有其选择的诗歌体裁系统。今天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唐人实际把诗体大致分为五类：(1)古体诗(又称古诗、古风、古调诗、往体诗、格诗)；(2)律诗(今体)；(3)歌行；(4)乐府(古题乐府、新题乐府、乐府新曲)；(5)杂体诗(包括齐梁体、六言诗、回文诗、四声诗、双声叠韵诗、离合体、古人名诗、问答诗等)^[3]，将这五类所包含的具体诗歌形式进一步细化。这一分类在逻辑层面上隐含了两层逻辑关系，先是以音乐来区分“诗”与“歌”，其次再将“诗”分为“古体诗”与“律诗”，将“歌”分为歌行与乐府。那么每位唐代文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就在对“诗”还是“歌”，“古体”还是“律诗”的取舍选择中，做出了一种诗体选择。而这种选择一方面会受到时风影响而表现为不同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因诗人个人的喜好存在选择的差异性，这些会共同构成唐诗在唐代的不同时期“诗”与“歌”、“古体”与“律诗”之间的消长关系。这种消长变化，即是唐诗诗体在初唐至晚唐的演变的重要轨迹。

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强调唐诗近体诗歌的兴起、定型、发展等过程，因为这一过程线索非常明晰。初唐前期诗坛，仍受齐梁余绪影响，宫廷诗仍大行其道，但初唐诗歌在中后期开始了诗体的演变发展，上官仪的上官体、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是比较强劲的推动因素。上官仪多作五言诗，他不断总结对仗之法，探得“六对”“八对”之法，推进了律诗对仗技巧的成熟。初唐四杰中，王杨长于五律，卢骆则推动了七言歌行的发展，而五律与七律的定型，杜审言以其创作成为首位奠定诗体体制者。胡应麟《诗薮》对此有评：“初唐无七言诗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沈佺期与宋之问，则进一步促进了律诗的定型，形成了律诗固定的黏对规律。盛唐岑参、王维、孟浩然、张说等人都以上百首的律诗创作，使近体诗在艺术方面更臻完美，在锤字炼句、体物察情、捕捉意象方面更趋工巧，这其中杜甫更是将七律的创作推向高潮，在律诗诗体的成熟上功不可没。宋祁对此评论道：“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袭沿。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餍余，残膏胜馥，沾丐后人多矣。”^[4]除了彰显了杜甫对律诗的贡献外，也写出盛唐律诗创作兴盛之况。

律诗的定型与发展使得诗歌在盛唐时期，体制类型得以完善。这种完善是指伴随着近体确立，唐代古体也得以最终确立。^[5]明代胡应麟指出五言律诗的成熟对于唐诗发展的重要意义：“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前，王、孟、高、岑，并驰于后。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实词章改革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6]后代学者多次论及诗歌至唐代，诸体皆备，即在盛唐就已经完成。

古体与近体之消长，在唐代是个动态变化的复杂过程。《唐人选唐诗》以当时人的眼光来选录唐诗，且从初唐至晚唐均有选本，是管窥唐诗体裁动态变化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其所选诗歌体裁之变化，反映出编选者之诗体观念，也透视出当时创作的状况。初盛唐之交的《国秀集》所收诗歌涉及初唐和盛唐，而以盛唐为主，在所收200多首诗歌中，近体诗占了八成以上。成书时间和它同为天宝年间的《河岳英灵集》却在选诗诗体上有着另外的偏好，同样选择的盛唐诗歌200多首中，所选古体诗歌达到170余首，占到四分之三的比例。

中唐贞元年间成书的《中兴间气集》和元和年间《御览诗》，二书所录诗歌绝大部分都为肃宗与代宗时期，二书在诗体方面的选择都重近体，前者近体占到八成以上，后者全为近体。在这之前的中唐选集《箧中集》是个比较特殊的选本，在其选录的仅有的7位诗人中，全为名位不显者，所选诗歌24首全为古体。这更多地代表编者元结个人的复古思想。开成年间的《极玄集》所选100首诗歌全为近体，尤重五律，五律占到所选诗歌的近九成。总之，中唐的唐诗选本是以近体占据主导地位的。

晚唐韦庄所选《又玄集》同样以近体诗歌为主体，在所选近体诗歌之中，五律依然是最多的诗体。《才调集》收录诗歌是唐人选唐诗中最多的，古近体兼收，以近体诗歌为主。

由上文可见，初盛唐是古体与近体并重的时期，从大历开始直到晚唐，近体诗则毫无疑问占据诗坛主导地位。总之，有唐一代，古体诗与律诗共同构成了唐诗体裁的主体，而乐府、歌行、杂体诗的创作，增强了唐诗的审美性，加强了其感染力。

2.唐诗的诗体功能演变

诗歌从产生并在社会传播之始，其文体功能也随之开始，从先秦的“兴观群怨”到汉代的美刺、讽谏，再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更多强调其社会功能，包括“下以风刺上”之批判讽喻的政治功能，和“上以风化下”之道德教化功能。

唐诗依然沿袭了一些传统的文体功能，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变化影响到唐诗内容和作品形式，是唐诗文体演变的重要内容。

唐代诗歌继承了传统的政教功能，依然具有反映现实，补察时政的功能。这在中唐乐府运动的时候最为突出，白居易主张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他认为诗歌应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所谓“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故而，新乐府运动中，诗人们创作了不少指斥时弊，针砭现实的诗歌，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从李绅的《闵农》到白居易的《卖炭翁》，至今都广为流传。这种诗歌功能在晚唐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中仍然得以延续，反映出晚唐人民生活的困苦、统治者的残暴腐朽。(www.xing528.com)

除了传统的社会功能以外，诗歌在唐代还发挥了新的社会作用。这与唐代诗歌的繁荣与广泛应用分不开。

诗歌在个体层面，对创作主体和阅读者而言也有相关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中“兴”与“怨”关涉到个体层面，传统的诗歌功能观念认为诗歌可以言志抒情，陶冶性情，这种功能在唐诗中很为普遍。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编集分为四类，如果说讽喻诗承载了他的社会功能，那么闲适与感伤则记载反映了其情感生活。诗歌疏导情感的功能，在唐代文人的创作实践中比比皆是，从王孟抒发对自然山水之挚爱，到边塞诗歌的思乡与保家卫国的豪迈情怀；从李白的豪放真率到李商隐的深情绵邈，情感抒发贯穿唐代诗歌之始终。

与此同时，唐诗还以广泛参与生活之特性承载了其他功能。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交际功能和娱乐功能。

交际功能比较典型的首先是通过送别诗等诗歌类型展现出来。送别诗大多为安慰友人落第还乡，送人赴任，安慰贬谪之作。其表达的情感可以归为三类：一是叙旧怀念；二是安慰、祝福；三是惜别之情，期望再会。这些情感表达无疑拉近送别双方的情谊，表达了关怀、思念、安慰和祝福，因此送别诗在此起到了交流情感思想的作用，发挥了其交际功能。

另外，诗歌在邀名与仕进中发挥了作用，这在本质上也属于交际功能。以诗干谒就属于此类，干谒诗歌通常在诗题上带有“赠……” 字样，如有名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即有着具体的呈送对象，目的在于求得举荐，故而诗歌内容往往都带有自荐性质。其实际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自荐信，带有应用文体的性质，实现了诗歌的交际功能。

诗歌的娱乐游戏功能并不始于唐代，但因唐代宴饮集会风俗之盛，文人在集会时以作诗为娱乐方式，往往以分题作诗、或者联句作诗来助兴。此类诗歌多属游戏之作，其并非缘情或言情之作，更非讽喻社会现实之诗，作诗在这里充当的只是游戏娱乐的一种方式。这类诗歌往往先有题，然后按照规则来完成，或次韵，或联句。这类诗歌，题目往往带有“赋得”二字，如张说《清明日诏宴宁王山池赋得飞字》，就属于此类即席而作的诗歌，此类诗歌在唐诗中屡见不鲜，显示出宴饮活动中以诗作为娱乐方式的兴盛。

3.诗体风格演变

唐诗风格的演变，一直是历代文论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从宋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未停歇。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伴随着对唐诗进行分期，著名观点有“三唐说”“五唐说”和“四唐说”，其中严羽和高棅所论比较有代表性。高棅“四唐说”的划分，观照了声律、风格多个方面，也成为划分唐诗分期的普遍认同的方式。在此基础上，现今的学者更多地强调中唐诗风之变。如陈伯海先生认为元和诗风的新变不仅仅是诗歌风格上的“以文为诗”，也表现在诗歌艺术构成上的“假象见意”，而且也是“主情”的唐诗与“主意”之宋诗的转折点。^[7]

事实上，“诗到元和体变新”所带来的变化是多重的，故而其影响也是整个唐诗风格演变中最大的。

从初唐到盛唐，唐诗诗歌体裁趋于完备，创作也成就不凡，诗歌题材广泛，艺术技巧趋于成熟。到中唐因为经历安史之乱，社会政治、文化发生重要转变，文人的社会角色以及自我定位也随之改变。面对盛唐诗歌创作的高峰，中唐文人革新理念开始萌发，故而其诗歌创作也由此而转变。这些变化都是诸多学者反复指出的，这里我们将诗歌风格的转变视角集中到文体与文化的关系上，诗歌在中唐转变为更关注日常生活，反映风俗文化。

通常在中唐诗风转变的表现中，我们会提及诗歌的通俗化，俗与雅相对，而在现实层面，则具体表现为日常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诗歌的通俗化：一是题材越来越趋向世俗化、日常化、生活化；二是语言上民间俗语的运用；三是诗歌主题的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