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饮食风俗上，较之前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成为有时代特色的风俗：
1.饮食内容的丰富多彩与胡化特色
唐代饮食较之前代，受到外来饮食风俗的影响，这也丰富了当时的饮食内容。在这些外来饮食风俗中，北方边地和西域民族的饮食风俗的渗入甚为明显，即学界所谓的胡化。这种胡化具体表现在饮食品种的胡化，如主食类中胡饼的流行，就是具体的例证。胡饼在唐代社会普遍流行，上至皇家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食用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就指出：“至德元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仓皇路途，至咸阳集贤宫，无可果腹，亦以胡饼充饥。”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唐文宗：“开成六年正月六日，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饼，俗家皆然。”[1]可见，从上至下，胡饼都受到喜爱并通行于世。而且胡饼的流行在唐代是长期的，前述材料可见在盛唐的流行，而到中唐晚唐亦是如此。中唐白居易有《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云：“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2]到晚唐，皮日休依然食用胡饼：“胡饼蒸甚熟，貊盘举尤轻。”[3]胡饼只是唐人饮食胡化的一个例证，但由此例证却可窥见唐人饮食的胡化程度是从上至下，也贯穿了整个朝代。
胡食不仅仅渗透唐人主食，副食亦是如此。水果、蔬菜、酒类都有着胡化色彩。这些西域民族的特色食物进入唐人餐桌，让唐朝饮食品种更为丰富多样。
2.宴饮之风盛行
唐代宴饮之风盛行，从宫廷宴饮到地方官员文人的宴会，从宫廷内宴到节日宴会，从庆功宴到饯别宴，从聚会宴饮到各类仪式宴饮，从各种公宴到各类私饮，可以说宴饮已经深入唐人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饮食风习。许多宴会一般都伴随席间娱乐来佐饮。特别是一些公宴中，乐舞表演、乐器演奏、杂技表演以及行酒令是常规活动。而如果有酒妓、艺妓佐饮，往往也伴有行令赋诗，文人赋诗，艺妓传唱，宴会就此也成为文学创作和传播的重要场所。
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帝王宴饮总次数约580次，这个数字比汉代帝王多499次[4]，可见唐代宫廷帝王宴饮活动的频繁，帝王宴饮有史料可证的就有如此之多，由此可以推想小型的没有载入史册的宴饮更是经常举行，并由此可窥见地方宴饮也很流行。地方宴饮活动，现在比较齐全的有史料可证的是敦煌地区，发现于敦煌藏经洞中的《俗务要名林》。它记录了平民生活常用词，可以窥见在敦煌平民宴饮活动亦是频繁，总之，唐代宴饮风习较之前代，可谓空前兴盛。(www.xing528.com)
3.饮茶风俗
饮茶之事在唐人之前于江南地区就已存在。但发展成为一种饮食风俗，则是在唐代。饮茶习俗传播途径是从僧人到文人再到平民之传播普及；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伽，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5]此则材料显示饮茶风习始于禅师而传播；同时也可见饮茶习俗是始于南方。此书又载：“按此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明确指出到唐代中后期饮茶风俗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及边疆塞外，而且喜好饮茶的程度已经到了沉溺的地步，日夜都饮。这从传播的空间与喜欢的程度两方面指出唐代饮茶风俗远超前代。
具体到饮茶方式，文人墨客在诗文中都有呈现。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云，“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觜。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砌下金沙水”[6]就诗意地写出先摘后炒再捻，最后用水沏泡的饮茶方式。
以茶待客会友是唐代饮茶风俗的重要内容，可多人聚集饮茶，也有两人对饮。如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就是多人聚饮。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则是二人对饮：“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7]一边品茶一边谈天论地，多么惬意。
饮茶在文人眼中成为高雅的活动，会激起他们的诗兴，故而多位文人一起饮茶，会一起做联句诗。如《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就是颜真卿、陆士修、张荐、皎然、崔万、李崿六人一起饮茶时所做的联句诗。陆士修在首联“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8]中就说出饮茶会激发情感来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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