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征服与荣誉的赞颂

在卢梭于1739年至1741年间写作悲剧《发现新世界》（La Découverte du Nouveau Monde）^[6]时，他正处于不到30 岁的血气方刚的年纪。此时的卢梭离写作《论科学与艺术》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他的头脑中还没有形成后来的理论体系。年轻的卢梭充满着豪气和征服的欲望，这些激情表现在这部作品中，就是歌颂欧洲文明国家（在剧中以西班牙为代表，在序幕中他提到了法国）对美洲土著民族、欧洲落后的野蛮民族（比如科西嘉人）的辉煌战绩。不过他认为征服和荣誉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服务，那就是传播科学与艺术、道德与文明的使命，由文明和开化的人统治，使野蛮和落后的民族过上幸福和平的生活。

法兰西，将你的恩惠洒遍大地和海洋吧，

用你慷慨的爱心告诉世界，

征服世界的光荣

比不上使世界幸福更甜蜜。

从今往后，不要靠胜利引人注目，

可爱的人民，请在更温柔的战斗中，

用艺术和欢乐为你们带来荣誉，

除了它们，任何东西都做不到。

……

如若在你的地区还有某个野蛮民族，

法兰西将用罕有的细心驯服它，

将温和的美德注入它们无情的心灵。

……

将你们联结起来的纽带，

将永远持续，

始终一起治理，

始终安居乐业^[7]。

这时的卢梭并不反对科学与艺术，这是由于在他的头脑中还没有明确区分自然人与社会人，也没有理清社会人堕落的原因^[8]；他也不反对一个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侵略和统治，这是他还没有真正形成自然权利（包括生存、自由等）概念的表现。尽管他在剧中警告野蛮人将失去自由：“你的人民一旦臣服于可恨的奴役，他们将永远失去上天赐予他们的礼物：自由、天真……”^[9]，但他却认为统治者的仁慈（la clémence et la bienfaisance）可以弥补被征服者的损失；并且他相信，有了这种仁慈，被征服者就会欣然接受统治，甚至会忠于他的新主人：

你们的武器并不能驯服一颗反叛的心，

但你的善行却能降服它。

从这一刻起，你肯定将不会再有

比他们更热心的朋友、更忠诚的臣民了^[10]。

可以说，30 岁之前的卢梭还处于理论懵懂期，他只是天真地相信现代文明，并期望野蛮和落后民族也能如文明开化的欧洲人一样幸福地生活。然而，随着他的年龄增长，思考更严密，他看到了文明社会和文明人的诸多弊端，促使他思考文明面纱下更深层次的症结。

随后，卢梭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淳朴》中形成他最著名的论断：随着科学和艺术的日趋完美，人类的心灵便日益腐败^[11]。他以埃及和希腊为例，先歌颂古人辉煌的文明和战绩：

埃及是天下第一个人文荟萃之地；那里的天空虽久旱不雨，但土地十分肥沃。从前，塞索斯特里斯就是从这个如此闻名的地方出发去征服全世界的^[12]。(www.xing528.com)

从前的希腊，英雄辈出；他们曾两次打败亚洲人：一次是在特洛伊城下，另一次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13]。

随后又描述了埃及人和希腊人的衰败：

然而，自从它（埃及）成了哲学和美术的发源地之后不久，就被冈比斯所征服，接着又被希腊人征服，被罗马人征服，被阿拉伯人征服，最后又被土耳其人征服^[14]。

然而，自从艺术一兴盛，他们（希腊人）的风尚便败坏了。接着，马其顿人便给他们套上了枷锁^[15]。

从卢梭的行文逻辑和所引以为证的史实来看，文明的辉煌是伴随着征服的荣耀而来的，而文明腐败的后果必定是被其他强国所征服和奴役。在这里我们看到，卢梭认为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就是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

接着，在分析罗马覆亡的原因时，卢梭提到道德的堕落使得罗马遭到野蛮民族的侵略；东罗马帝国也败于荒淫、背信弃义和残暴；就连中国的科举制也被卢梭斥为对促进爱国主义和驱逐鞑虏毫无用处的文化制度。

他又举出与上述失败的国家相反的例子：

这少数几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受那些无用的知识的浸染，用他们的美德铸造了他们的幸福，从而成为其他国家的楷模。早期的波斯人就是如此。在这个独特的民族里，人们之努力学习美德，同我们之努力学习科学是一样的；他们轻而易举地便征服了亚洲^[16]。

而那些失败的国家所缺少的，正是美德的内涵，包括节制、守信、正义、爱国等内容。而拥有美德对于一个国家的优势是，不仅能抵御野蛮民族的侵略，还能征服其他国家。并且如果能像波斯那样征服整个亚洲，在卢梭看来，无疑是对美德的威力的最有力的证明和弘扬。

在一切成功的国家中，最符合卢梭心目中理想国家标准的是斯巴达。它不仅将艺术家和科学家逐出城邦，从而保证了公民的美德；而且斯巴达人还是爱国精神和英勇行为的楷模：

他们（斯巴达人）生来就是讲求美德的，这个国家的空气散发出道德的馨香，斯巴达人给我们留下的，全是英勇行为的记录^[17]。

英勇行为，在卢梭的道德内涵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爱国精神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卢梭认为，公民英勇尚武是国家强盛的必要条件。苏格拉底也曾对崇尚科学艺术，败坏同胞道德和消磨同胞勇敢精神的希腊风尚大加抨击，他指出这种风尚的严重后果是军队纪律涣散，拉帮结派，忘记祖国。

而一个国家流血征伐的目的，绝不应该是为了发展科学与艺术：“你们（罗马人）在希腊和亚洲流血牺牲，就为的是使那帮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与优伶发财致富吗^[18]？”相反，征服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弘扬美德：“让他人去炫耀那些毫无实际用处的才能，而唯一值得罗马人具备的才能是征服世界，使美德在全世界发扬光大^[19]。”

那么，科学与艺术到底有什么害处？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第二部分详细解释了科学与艺术犯的四宗罪：用处甚微，浪费时间；造成奢侈的风气；消磨人的勇敢精神；不利提高道德。在论述第二宗罪时，卢梭驳斥“奢侈可以使国家兴旺繁荣”的说法，认为一个人对国家的价值仅相当于他的消费的观点是可笑的。他将曾经颁布反奢侈法的斯巴达和穷奢极欲的西巴里两个国家进行比较：“在斯巴达和西巴里这两个共和国中，哪一个被一小撮农夫所征服？哪一个使亚洲人闻风丧胆^[20]？”

如同这个例子一样，在论证金钱和奢侈风气的害处时，卢梭仍是首选征服与被征服（成王败寇）作为论据。他接连列举了七个富国被穷国征服的事例：

居鲁士的王国是被一个比波斯最小的省的省督还穷得多的君主的三万人征服的。塞族人尽管是各民族中最穷的民族，但却能抵御天下最强大的君王。两个著名的共和国^[21]争夺世界，一个特富，一个很穷，结果是后者打败了前者。罗马帝国把全世界的财富都搜刮一空之后，自己却被那些根本就不知道“财富”为何物的人所消灭。法兰克人之能征服高卢人，撒克逊人之能战胜英格兰人，不是靠别的法宝，而是靠他们的勇猛与赤贫。有那么一群其最大的奢望只不过是想得到几张羊皮的穷山民^[22]，在挫败了奥地利人的锐气之后，又打垮了使全欧洲的君王都感到害怕的既富且强的勃艮第王朝。最后，查理第五的继承人尽管又强大又聪明，而且有印度群岛的财富做后盾，但最终竟被一小撮捕鲱鱼的渔夫^[23]打得全军覆没^[24]。

卢梭认为奢侈与勇敢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他将赤贫看作勇猛的必要条件，只有贫穷才可以保证人民的勇敢，从而保证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奢侈问题涉及帝国的命运到底是“煊赫而短暂”还是“有德而长久”^[25]。作者列举了希腊、托斯堪尼和那不勒斯由于耽于科学研究和艺术而战败的例子，以说明科学与艺术的第三宗罪是由第二宗罪引起的必然后果：

奢侈之风到处蔓延的时候，人的勇敢精神便消磨了，军中的士气便瓦解了^[26]。

科学研究是只会削弱人的勇气而不会鼓舞人的勇气的^[27]。

文章中，卢梭使用了“征服”“抵御”“争夺”“打败”“消灭”“战胜”“挫败”“打垮”“全军覆没”“军事操练”“兵不血刃”“占领”“勇猛好斗”“骁勇善战”等形象而有力的军事词汇，赞颂了汉尼拔^[28]、凯撒^[29]、路易十四^[30]的丰功伟绩，用以强调在国家盛衰存亡中武力的重要性。但是，卢梭看重的勇敢精神并不是一时之勇，对于士兵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拥有强健的体魄、坚强的耐力和不怕累不怕死的精神：而对于军官来说，掌握全局的战略才能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

从来没有干过艰苦活儿的士兵，有承担艰苦工作的勇气吗？在那些连骑马的力气都没有的军官率领下，士兵们有力气急行军吗？……有些人向我夸赞这些士兵在某天某天的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敢，但人们没有告诉我：那些士兵是否能承受过度的劳累和抵御严冬和酷暑的来临^[31]。

战役的胜利并不等于战争的胜利。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军们必须有一套高于打赢某一战役的战略才能。能勇敢上战场的人，也不见得就不是一个蹩脚的军官^[32]。

一个国家拥有了英勇尚武和爱国的公民，再加上如果美德没有遭到科学与艺术的荼毒，那么这个国家就有能力成为征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强国。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在批判科学与艺术时，卢梭将征服与被征服作为国家强盛的评判标准，并将破坏尚武精神作为科学与艺术的罪责。但他并没有提及国家强盛的其他评判标准，如文化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等。可以说，这些文字使人怀疑卢梭是否真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在这篇目的是弘扬美德风尚的论文中，唯一的评判标准是国家的武功战绩，确实令人唏嘘。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注意到“卢梭和斯巴达人一样，把战争中的胜利看成价值的标准”^[33]，但他没有深入研究这种价值标准形成的原因，以及它在卢梭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在后文中，将力图分析出这些观念的成因和它们在卢梭整个思想中所产生的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