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战争观与尚武精神:日内瓦

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日内瓦”一词的词条中，用短短几句话概括了日内瓦在自然条件、人口、经贸和外交政策上的特点，并惊异于日内瓦在有限的国土和国民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杰出成就：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仅有两万四千位公民的城市，在它零零散散的土地上总共不到三十个村庄，也公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它以享有自由和善于经商贸易而成为富国。在它的周围，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但它一点儿也不感到战争纷飞之苦；那些震撼欧洲的大事件，在它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戏，它袖手旁观，从来不参加。它和法国有条约和贸易关系，它和英国有宗教和贸易关系，但它十分明智，在这两个大国互相攻打的时候，从来不站在任何一边。它不偏不倚地给它们主持公道，评判各国的君王，既不吹捧谁，也不伤害谁，更不怕谁^[267]。

日内瓦作为卢梭的祖国，总是以近乎完美的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尤其是日内瓦的各个方面都与他的和平计划完全吻合：公民善良节俭、热爱自由，尚武爱国；国家民主，法治清明，政治稳固，贫富差距不大；不犯他国，也不惧他国来犯。卢梭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的献词中，就描述了一个以日内瓦为原型的理想国：

我愿意选择这样一个国家做我的祖国：这个国家，正是由于她的力量微弱，所以没有出兵征服他国的野心，而更幸运的是，由于她的地理位置的优越，因而免除了她自己被别国征服的忧虑。这个自由的城市周边的国家，不仅没有一个有侵略她的意图，而且全都愿意挺身出来防止其他国家侵略她。这个共和国，一言以蔽之，不仅不会引起邻国的觊觎，而且有理由在需要的时候得到邻国的帮助。因此，她的地位是如此之好，以致，除了她自身以外，其他一切她全不怕；尽管她的公民也从事军事训练，但不是为了防务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尚武的精神：这种英勇的气概，是维护自由和培养对自由的爱所必须具有的品质^[268]。

那么，日内瓦在哪些方面恰好契合了理想国的设定呢？我们接下来就分别从国民素质、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三个方面来分析。

2.2.2.1　尚武和爱国教育

卢梭认为尚武的风尚是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保障^[269]。日内瓦之所以没有如它的邻国一样饱受战争之苦，不只是因为它保持中立，不参与邻国的纷争，它的和平还得益于日内瓦人的尚武精神。日内瓦的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军火库和物资库时刻充盈，每个公民都是士兵，他们身强体壮、勇敢且爱国。卢梭主张“要使人随时都武装起来抵抗一切意外的事件”，日内瓦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经年累月毫不松懈地劳动和操练，使得他们的身体能够从容应对突发的战争^[270]。日内瓦人对那些不宣战就攻打他们城市的人绝不手下留情，侵略者将被当成拦路抢劫的强盗处死^[271]。这些尚武的行为并非好战的表现，相反，“日内瓦政府从来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派遣正规部队，也不允许大国在它的境内征兵^[272]。”

日内瓦实行的是全民兵役制。公民从小就进行军事操练，卢梭也曾经是日内瓦民兵队的一员^[273]。实际上，在成为民兵（milicien）之前，卢梭可能还是童子军（des compagnies de la jeunesse，dites des petits volontaires）的一员。虽然不能确定卢梭属于哪个部队，但我们可以借此窥探瑞士这个古老共和国的军事体制，特别是青少年的军事教育。

在17 世纪，童子军制度历经多次取消和重建。直到1716年，日内瓦议会再次将它恢复，并规定：十一至十五岁的年轻人，在父母同意的前提下，以及身高和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志愿参加军事训练。他们将被分入所在街区的连队（每个连队60 人），防卫委员（le Sindic de la garde）将指派两名中士负责训练他们，并指派其他士官监管他们的言行。孩子们每年至少要在四个气候适宜的月份每个星期训练一次。并且每年参加两次阅兵式（revue），议会将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奖励^[27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训练并非完全免费：每个参训的孩子要向教官缴纳6 个索尔的费用。这一点，与斯巴达的公共食堂制度非常相似：公民既是社会福利的享用者，也是社会福利的维持者。

作为这套青少年军事教育系统的亲历者，年轻的卢梭无疑受到了这种以斯巴达为原型的教育模式的深刻影响。在这种体制中耳濡目染的儿童将受到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之时，他睁眼看到的是祖国；到他将来临死之时的最后一瞥，他看到的也是祖国。每一个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一吃了母亲的奶，就深深怀着对母亲的爱，即：爱法律和自由^[275]。

那些喜欢家庭教育，把孩子放在跟前教的家长们，也可让他们的孩子来参加这种活动。对孩子们的教育，可以实行家庭教育，但孩子们的体育活动，则应当是集体活动，同大家一起活动。因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把他们锻炼得有一副强壮的身体，把身体锻炼得十分矫健，而且是为了使他们从小就养成遵守规则的习惯，养成友好平等待人的精神，敢于拼搏和接受公众的监督，并渴望得到公众的赞许^[276]。

他亲身体会到，作为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并且深刻感受到同时作为一名公民和成为一名战士的自豪感。他的亲身经历和他所读过的希腊罗马历史启发了他的国防理论：民主共和国的士兵不应是独立于平民的独特群体，而应是主权者的一员；国家不应该有常备军队，最好的国防体制就是全民兵役制。

有人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保卫者；这，我知道；但它真正的保卫者是它的人民；每一个公民都有义务当兵，但谁也不把当兵当作一门职业。过去，罗马的军事制度就是如此，今天瑞士的军事制度也是如此；一个自由的国家的军事制度，尤其是波兰的军事制度更应该如此。……在必要时全体居民都应该当兵，只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民兵队伍才能担任这个任务^[277]。

除了国家的政治和军事体制训练公民的尚武精神之外，日内瓦的民间也有浓厚的尚武风气。日内瓦的大多数年轻人并不像欧洲许多国家的年轻人一样孱弱，他们在整个社会豪爽的氛围和国家军事体制的影响下，也保持着锻炼身体的习惯。除了日内瓦人人都喜欢的狩猎活动，他们还每年举办各种锦标赛、火枪射击赛、火炮射击赛、日内瓦湖上的划船比赛等等。人们利用这些体育盛会结交朋友、愉悦身心、增强体质，“除了比斯巴达人更考究一点以外，其他一切都做得同斯巴达人完全一样^[278]。”

2.2.2.2　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达朗贝尔曾对日内瓦的民主大加赞扬：“日内瓦政府具有民主政治的种种优点，而没有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279]。”日内瓦的民主体制与斯巴达的体制十分类似：斯巴达的双王对应日内瓦共和国的国务委员会的四位国务委员，斯巴达的由28 名贵族组成的元老会对应日内瓦的由20 名公民组成的小议会，斯巴达的公民集会对应日内瓦的由250 位公民或有产者组成的大议会。小议会负责选取要提交大议会讨论的问题，并执行大议会讨论的结果；大议会拥有立法权、宣战和议和权、结盟权、税额的制定权和官员的选任权。

这些优点中，官员的廉洁是同时受到达朗贝尔和卢梭赞扬的。由于日内瓦人不喜欢政府增加任何新的税收，因此政府并不富裕，官员的薪酬也不多。只有心怀高洁的人才愿意担任为公众效力的公职，他们的职位也不能世袭，“任何人都不能因为自己高贵的出身和财富而获得尊荣、特权和担任公职的捷径^[280]。”卢梭骄傲地描绘了由于这些廉正的风俗，日内瓦人得以享受的理想经济状态：

你们既不富有到被奢侈的生活所腐败，因而在无聊的享乐中失去了对真正的幸福和高尚的道德的爱；也不贫穷到除了你们自己的劳动所得之外，还需要外国的接济。在大国中必须缴纳沉重的捐税才能得到的珍贵的自由，你们几乎分文不花便可享有^[281]。

这项优点源于1617年日内瓦颁布的严禁奢侈的法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长远影响。法律规定，禁止人们佩戴宝石和黄金首饰；丧事从简；所有公民在街上一律步行，只有到乡下才能坐车^[282]；教会的敬拜仪式非常简单，教堂不挂圣像，不点灯烛，没有任何装饰品^[283]；此外，禁止戏剧演出这一条后来还成为卢梭与达朗贝尔、伏尔泰笔战的主题。卢梭认为这个主题并非什么空洞的哲学理论，而是有关一个民族兴衰的大事^[284]。(www.xing528.com)

达朗贝尔受伏尔泰之托，试图说服日内瓦当局和民众修建剧院，他建议对演员们的行为制定法律，以纠正戏剧圈内的奢侈和散漫的作风，并给予品行良好的演员以本该得到的尊重，从而使得更多的演员受到激励而自律。这样，日内瓦人既可以在享受戏剧的同时学习“待人接物之道和温和厚重的感情”，还能成为革除成见的先锋和纯化戏剧的榜样。

尽管日内瓦当局反对戏剧主要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认为戏剧演出将败坏人们宗教信仰的虔诚”^[285]，但卢梭不仅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出发，而且特别从道德出发，大力褒扬这些反戏剧措施在净化风俗方面的作用。

首先，卢梭追溯了日内瓦反奢侈法令的来源，并从民生的角度论证了该法令的必要性：

有许多城市比日内瓦穷，但那里的市民生活得逍遥自在，十分快活，因为他们赖以生活的土地的肥力并未耗尽，他们的时间也不值钱，即使浪费了，也没多大关系。可是在我们日内瓦，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缺少供给我们衣食之源的土地，除了依靠手工工业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生活。日内瓦人只能靠劳动吃饭，只有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销，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这就是我们要制定限制奢侈法的原因之一^[286]。

他分析道，虽然日内瓦很富有，但在缺少自然资源的条件下，财富是靠日内瓦人的辛勤劳动、珍惜时间和精打细算得来的，如果把这些财富和时间花费在日内瓦人根本无法负担的剧院上，那损失就太大了。况且，日内瓦的人口数量对于维持剧院的经营也不够，更不用说维持演员奢侈的花销了。此外，剧院的设置也与日内瓦的城防有矛盾。由于三国环伺^[287]，日内瓦城每日傍晚关闭城门，而很多日内瓦人住在城外，如果要维持剧院收入，就必须不关城门，这样将威胁城邦安全。

其次，从道德风俗的角度来看，达朗贝尔建议日内瓦修建剧院，主要的论据是戏剧有利于弥补道德影响力的不足。而卢梭反驳道，日内瓦是一个遵守道德已蔚然成风的地方，根本不需要戏剧。恰恰相反，他认为戏剧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即使有一点用处，它的害处也比用处更大。他认为戏剧只能顺应和增进已有的风俗，而不能改进已有的风俗。“对好人来说，戏剧是有益的，而对坏人来说，则是有害的”^[288]。因此，戏剧“不仅不能敦化风俗，反而会使风俗愈加败坏”^[289]：它使得人们丧失劳动热情，并助长人们的欲望和情欲，演员们放荡和奢侈的作风也会加速风俗的败坏。

如果要细论戏剧中不同的种类对道德风俗产生的作用，喜剧的坏作用比悲剧还大：悲剧中的人物尽管都犯了罪行，却仍能引起观众同情。但由于悲剧故事一般年代久远，不良影响还比较小；而喜剧由于贴近当代，又因为表演人心的邪恶，因此，剧中的有害行为对道德风尚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它不仅不能纠正可笑的坏习气，反而使人民染上可笑的坏习气；它的讽刺很容易变为人身攻击，被阴谋家和政党所利用，成为个人报复的工具^[290]。因此卢梭赞同柏拉图把荷马赶出共和国，并对日内瓦容许莫里哀存在于自己的共和国而感到不安^[291]。如果非要建立剧院，那也不应该邀请法国的剧团，而应该由日内瓦人自己来编写剧本，自己培养剧作家和演员，上演表现高尚品德的戏。只有这样的戏剧才不会破坏日内瓦的淳朴风俗，才不会损害自由的人民^[292]。

卢梭批判戏剧时，有一条理由是：当时法国的戏剧无限推崇对个人的爱，而忽视了对人类的爱和对祖国的爱这两种最动人、最崇高的情感^[293]。由此可见，卢梭虽然是欧洲浪漫主义的鼻祖，但他所注重的人类感情也有高低之分，在他的心中，大爱——一种宏大的、以自我牺牲为特点的爱有一种奇妙的道德感召力和美学效果。

卢梭认为人一生的乐趣来自他的天性和他的工作，来自他的人际关系和生活需要。而戏剧是一种没用的娱乐、荒唐的玩意儿，会使人忘记自己身边亲近的人和事。人们需要的是又简单又自然的娱乐，即使日内瓦不建剧院，也不妨碍日内瓦人有丰富多彩的有益的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应该效仿斯巴达的“简朴而不讲究排场的集会和体育竞赛”，它不仅娱乐大众，还能使公民产生对自己国家和同胞的自豪感，从而在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的培养上具有明显的教育意义。

卢梭还描述了他童年时亲身体验过的日内瓦的军民集会：

我记得我童年时候看过一次大会表演，其情节虽相当简单，但使我深受感动，它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还保存在我的脑海里，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忘记。圣热尔维团进行操练之后，照历来的惯例是按连队分开聚餐的。各连队的人大部分在饭后都聚集在圣热尔维广场，官兵都一起围着一个喷泉跳舞。喷泉水池的四周是鼓手、笛手和火炬手。……在他们的欢乐声中展现出雄壮的军人风采，其情绪之高昂和热烈，无论何人看了都不能不心潮澎湃。……在舞蹈暂停的时候，大家拥抱在一起，笑在一起，互致问候，互祝身体健康。当时的人们的激动心情，我简直无法形容，而在这一片欢腾的热烈气氛中，人们最自然而然地感到的是我们珍爱的情谊。我的父亲在拥抱我的时候，甚至激动得全身发抖。“让-雅克，”他对我说道，“你要爱你的国家，你看这些善良的日内瓦人，他们都亲如兄弟和朋友，心中都充满了欢乐与和睦的情谊。你是日内瓦人，你将来会看到许多其他国家的人。不过，即使你像你的父亲这样走遍天下，你也见不到一个像他们这样好的人^[294]。”

总之，卢梭并不反对所有的娱乐，因为除了温饱，人民还需要对生活感到满足和快乐。“公正和仁慈的上帝虽希望人民个个都热爱劳动，但他也希望人民个个都能得到休息。大自然要求人民既要努力工作，也要轻松休闲；既要快乐，也要辛勤劳动^[295]。”但以盈利为目的的娱乐并不适合日内瓦，因为这些娱乐会消耗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还会腐蚀淳朴的风俗。人们需要的是有益身心健康和促进社会良风美俗的娱乐，而不是宣扬颓废、奢靡的社会风气的娱乐。相比于戏剧，卢梭认为只有像斯巴达那样的对公众有教育意义的娱乐活动才是有益的：

在斯巴达，人们在劳动之余，把闲暇的时间全部都用来搞娱乐活动。他们把艰苦的劳动看作是休闲，每一种小小的游戏也要对公众有教育意义。在斯巴达，公民们经常聚会，把公民们的娱乐活动当作一件国家大事来抓，使每一种游戏的技巧都要在战时派上用场^[296]。

日内瓦人通过俱乐部、节日、集会、体育竞赛等进行健康有益的娱乐，这些娱乐虽然没有布景、没有情节，但可以使人们更加热爱劳动，使人民体会自由的快乐，从而使大家各司其职、团结为公，使整个社会形成和平、自由、平等、无私^[297]和尚武的风尚，使全体公民热爱自己的祖国。

卢梭心目中最完美的两个城邦——斯巴达和日内瓦在这些充满活力的情境中重合了。在某种程度上，卢梭一心维护的日内瓦，并“不像是现实的日内瓦共和国，而更像是古代的斯巴达”^[298]，是斯巴达在现实中的再现。

2.2.2.3　瑞士联邦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到日内瓦抵抗侵略的历史：“要怎样才能使小国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大国呢？按照从前的希腊城市抵抗大王的办法，就行了；按照晚近的荷兰与瑞士抵抗奥地利王朝的做法办，就行了^[299]。”这段话不仅提及了抵抗波斯侵略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也提到了荷兰对抗奥地利王朝的尼德兰革命（或称八十年战争）（Lar évolte des Pays-Bas ou encore la guerre de Quatre-Vingts Ans，1568—1648年），以及瑞士联邦对抗奥地利王朝的历史（包括最后一次与奥地利王朝对抗的著名的士瓦本战争（Guerre de Swabian^[300]，1499年））。

瑞士邦联^[301]是当今瑞士的前身，是由几个独立的小邦组成的松散的联邦，包括苏黎世、伯尔尼和日内瓦等重要城市。瑞士联邦的历史几乎就是独立自强和抗击侵略的历史：1278年，哈布斯堡王朝（La maison de Habsbourg）试图联通上莱茵与提洛（Tirol）的领土，于是出兵侵犯这两个地区，遭到当地农民的激烈抵抗。该两区与温特瓦尔登（Unterwalden）缔结“永久同盟”（Union éternelle）以捍卫自由；1315年，瑞士农民在莫尔卡胜之役（Bataille de Morgarten）中击退利奥波德一世（Léopold Ier）率领的骑兵；1386年，森巴赫之役（Bataille de Sempach），瑞士联邦的民众部队在“城市战争”（Guerre des villes）中打败奥地利军队，1388年在纳非尔之役（Bataille de Näfels）中再度获胜；瑞士联邦在格兰森（Grandson）和莫田（Murten）挫败勃垦地公爵查理（Duc de Bourgogne，Charles le Téméraire）的进攻；1499年在“士瓦本战争”中打败德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Maximilian Ier）^[302]，成功“将瑞士从德意志帝国中分离了出来”^[303]。瑞士联邦在不断抗击侵略的过程中壮大，从最初的两个地区发展成十三个联邦成员，各成员凭借自己的英勇善战和团结一致，赢得了自由和独立。瑞士联邦的抗争史就是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成功保卫共和制政体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卢梭的“小国战时反侵略联盟”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