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和平计划评判，战争观与尚武精神

既然战争是人类从自然状态异化的结果，卢梭又深知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就仍然需要在社会中寻找。人的异化过程是消极和无奈的，但异化的结果却有着积极的一面，这就是政治、艺术和道德。通过它们，自然法的原则能够转化为公民秩序，在政治体内部维持缔结社会契约的公民之间的和平。

社会间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比政治体内部公民的关系更加复杂。它既不是霍布斯所认为的“普遍战争”的人间地狱，也不是普芬道夫想象中甜美和平的人间天堂。卢梭反驳普芬道夫认为人天生具有社交性（《sociabilité naturelle et universelle》）的论断，因为人天生是独立的、自由的，人具有怜悯心，但不伤害人并不代表就会主动帮助人。而人类社会是得益于人们共同利益的需要而形成的，人们在行事时的最基本的动机是自己的利益。虽然自爱心是自然法的第一法则，虽然怜悯心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但人们凭借着在社会中获得的社交性，在同一个社会契约的框架内，人们互爱互助还是可能的；但当社会处在“伪自然状态”中，如果还相信人会在社会性基础上互相交往就太异想天开了^[126]。因此，卢梭嘲讽某些世界主义者所吹嘘的“爱人类就是爱祖国”“爱所有的人”，实际上他们“对谁也不爱”^[127]。因此，与其像有的学者所误解的那样，称卢梭为“原始主义者”（primitiviste）或“乌托邦主义者”（utopiste），不如说他是个现实主义者（réaliste）：他认为，在缺乏社交性的国家间的伪自然状态中，发生战争是合乎规律的。

战争不是“一次或几次未经预谋的战斗，也不是愤怒之下的杀人或谋杀，而是稳步、深思熟虑和明显的毁灭敌人的意愿”^[128]，因此从战争开启到结束，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对立，甚至由停战协定、停战条约、“上帝之和平”^[129]等促成的休战也并非真正的和平，而是双方对彼此保持警惕、随时准备攻其不备的战争状态，这种状态有时会由于假象导致人们松懈，从而比战争本身更加危险^[130]。即使不能摧毁敌对国家，也要削弱它，这就是战争的目的。因此，与战争相对的是和平，但能破坏和平的并不止战争这一种手段，不择手段、伺机而动的战争状态也许更可怕。这种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战争状态”是卢梭的创新^[131]，它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冷战”。

因此，要获得和平并非易事，要设想出宏大而美好的和平计划，哪怕只是世界一部分的和平计划，也是需要理性与热情^[132]完美协作，并需要持久的耐心才能完成的工作。而圣皮埃尔神父^[133]就是致力于这一事业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www.xing528.com)

Bruno Bernardi 和Gabriella Silvestrini 在2008年出版的《战争法的原则》的“出版介绍”（Présentation de l'édition）中详细地分析了卢梭的战争观和国际关系理论与他为神父所作的《计划摘要》《计划评判》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卢梭的《摘要》与神父原文在战争法方面的对比使我们确定，卢梭是依据自己早已形成的战争状态的理论来写作关于神父的文章的^[134]。”他们认为《战争状态》和《战争法的权利》的手稿片段，是卢梭于1756年4 月^[135]在移居到埃皮奈夫人（Mme d'Epinay）为他提供的退隐庐（L'Ermitage）^[136]之后和在收到伏尔泰的《咏里斯本灾难诗》（le Poème sur le désastre de Lisbonne de Voltaire）之前（1756年6 月）这段时间所写，也就是说，《战争状态》和《战争法的权利》应是写于《计划摘要》和《计划评判》之前。他们认为卢梭关于战争观和国际关系思想的内容，尤其是《战争状态》和《战争法的权利》，本来是意图为写作其鸿篇巨制《政治制度论》（Institutions politiques）而准备的^[137]，但随着卢梭放弃《政治制度论》这一不切实际的写作计划，这些未成系统的手稿便没有出版。因此这些观点早在卢梭为神父的作品撰写节选之前就已形成，是卢梭的独立思考，而不是全然受到了圣皮埃尔神父的作品的启发。他们断言：“战争法的原则几乎没有受到圣皮埃尔神父的一丁点儿影响^[138]。”

笔者认为，由于《计划摘要》《计划评判》与《论战争状态》和《战争法的原则》的创作时间相当接近（1755—1756年）^[139]，因此要从创作过程（la genèse）上来判断卢梭的国际关系思想是否受到了圣皮埃尔神父的影响，以及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实际上相当困难。鉴于两位思想家在这些著作中讨论的主题的一致性，“英雄所见略同”（les grands esprits se rencontrent）也是可能的。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上，卢梭也许确实受到了神父作品的启发，比如尽管卢梭并不赞成圣皮埃尔神父的联邦制和平计划，但神父的启发应该加深了卢梭对联邦制的思考，为卢梭找到自己独特的和平计划提供了启迪。但要说卢梭对于政治哲学的全部思考，特别是国内法（droit politique）的思考都归功于神父的启示，这就过于夸大其词了^[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