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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财产与人学批判: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展望

时间:2023-07-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私有财产长期是作为外化劳动的原因而存在的。然而马克思却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在理论上,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在重农学派中才初现雏形,在国民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形成其基本样态,在国民经济学的完成阶段才确定其最终形态。

私有财产与人学批判:全面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展望

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私有财产长期是作为外化劳动的原因而存在的。然而马克思却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1]“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这一判断是马克思在追问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的基础上得出的。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是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劳动。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发展的结果。

在理论上,劳动成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在重农学派中才初现雏形,在国民经济学的早期阶段形成其基本样态,在国民经济学的完成阶段才确定其最终形态。在重农主义者眼中,土地因其自然特性是真正的资本,但土地只有通过人的耕作才能为人带来财富,因此,土地以及耕作就成为财富的全部来源。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重农学派那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是,农业同时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2]。由于在重农学派那里,劳动只局限于农业劳动而没有上升到普遍的、一般的劳动,因而重农学派的劳动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外化活动,而从这种特殊的外化活动中产生的特定财富其属性是自然的而非人的。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业劳动获得了独立性并逐渐发展为劳动的完成形态,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与现代工业发展相适应的是国民经济学的诞生,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早期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农业劳动与其他部门劳动一样都是人类的一般劳动,财富也不是由某种特殊劳动或特殊要素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一般劳动所创造的。由此,劳动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就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初步形成了,然而,劳动一般与财富的关系在国民经济学的早期还并不稳定,对应到亚当·斯密那里表现为他的理论时常倒退回重农主义中去。随着工业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学也在进行不断自我发展以包容不断涌现出来的现实矛盾,国民经济学随之进入了成熟阶段。在亚当·斯密那里还时常动摇的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被李嘉图、萨伊等国民经济学家彻底固定下来,劳动成了财富的唯一本质,而那些个别的、不依赖于劳动的经济要素就被彻底排除在财富之外。

资本主义社会所体现出来的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只是马克思判断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关系的一个理论前提,致使马克思破解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关系的是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的考察,以及对于这一经济事实的本质的追问。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经济事实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3]。工人的劳动产品是工人劳动的现实化,但在现实中,劳动的现实化却表现为工人生存资料与劳动资料的双重丧失。这是因为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就越是依赖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感性的自然界就越是无法直接为其提供劳动对象和生存资料。而且由于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只获得固定的报酬而不直接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因而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他所占有的对象相对就越少,他就相对越贫穷,这就是劳动者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www.xing528.com)

不仅是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就连劳动过程本身对于工人来说也是外在的。在外化劳动中,从事劳动的主体是工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甚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从事生产活动的还是具有一定主体性的劳动者。然而随着工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一切劳动都被工业化了,这使得不依赖于工业的个别劳动不再可能,因而劳动者只有转变为工人,进而成为被工业体系所需要的资本才能获得满足维持基本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他作为工人之所以还保留着人的种种特性,只是因为这些特性是为异己的资本而存在的。”[4]与工业化生产相符合人的特性被保留和加强,而与工业化生产无关的人的特性则遭到排斥乃至消解。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就成了机器的附属或者说人化了的机器,而工人的工资不过是资本家对于人化了的机器的保养和维修。工人在这种为了维持生存的被迫劳动中感受到的是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这是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异化。

劳动产品与劳动过程的现实形态是与作为劳动者的人的类特性相异化的。马克思指出,因为人有意识,人可以在理论上与实践中以类的方式理解自身与他物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对象,所以人是类存在物。作为类存在物,人并不与自己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人的类本质与人的类生活是可以分离的,因而人的类特性虽然是普遍的、自由的,但人的类生活却可以表现为被迫的、强制的。马克思指出,人对于自身的类存在的意识是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当中形成的,生产对象就是人类存在的对象化,然而异化劳动却使人丧失了自己的劳动对象,使原本符合人的类特性的自由、自主的活动降低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那么人的类生活相应地也成为手段,而人的类生活是一定类本质的对象化,因而人的类本质也成为一种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由此,异化劳动就造成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的异化其直接后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是因为人的类本质是在由自我与他人所共同构成的类生活中才变成了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因而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是建立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的。由于人是普遍地同自己类本质相异化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也就处于普遍的彼此异化状态。

既然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那么它就必定被与工人相异的他者所占有;既然工人在劳动过程对于工人而言是折磨和痛苦,那么这种痛苦的劳动必然给非工人带来享受和快乐。马克思指出“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于生产和产品的支配”[5],也就是说工人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生产出了生产关系。工人所生产的、不归他所有的劳动产品以及与这种生产活动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私有财产。因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并非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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