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劳动秩序与抽象统治的影响

资本主义劳动不是资本批判的终点，而是马克思批判工作的起点。在资本主义劳动的抽象特征的基础上，由劳动建构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逐露真容。对此，普殊同肯定了资本主义劳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性，他认为：“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劳动，不同于人们一般地、超历史地设想的劳动——一种有目的导向的、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社会活动，创造特定的产品来满足既定的人类需求——而仅仅意指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特有角色。……它建构了一种历史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形式被视为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13]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主义劳动对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建构性现为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劳动建构了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以往的社会，以封建社会为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统治关系归因于政治权力的承袭，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则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

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在社会现象上表现为贫困的“二律背反”，即工人多劳不仅不多得，反而愈劳愈贫。从宏观上看，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与工人生活的改善并无关联，工人无法从社会发展的红利中共享发展成果。对此马克思概括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14]从微观上看，工人成为资本家的风险承担者，“当资本家盈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15]。

然而，消灭零散的资本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阶级对立问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看到，在工人与资本家内部，对立与转化同时存在。马克思提到：“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16]解决阶级对立问题，若只停留于消灭现实个体的层面，那么这种抗争与批判也就只停留于生产关系层面，无法深入问题的本质。普殊同在研究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集体失语的原因时，也指出生产关系层面的阶级批判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弊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深入生产力内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入问题的本质表现为以两大阶级的对立原因为批判对象，即从资本主义劳动着手寻求解决问题的进路。

资本家与工人的博弈是私有财产内部紧张关系的外在表现。资本家是资本的代言人，工人则是劳动的承担者。由于资本主义劳动抽象性与创造性的双重特征，资本家与工人实质上被资本主义劳动所中介。因而任由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如何对抗，资本主义劳动始终是博弈的最大赢家。也因此，马克思提出，解放是从私有财产中产生的解放，而这表现为政治解放：“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括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7]在这里，“政治解放”与“普遍的人的解放”的议题被明确提出，结合此前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目标已跃然纸上。然而从实际内容来看，此时马克思把解放目标依然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复归，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将解放置于实践的基础、构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比，确实仍不够彻底。

第二，在资本主义劳动所中介的两大阶级对立的劳动秩序下，工人与资本家之外的人群被排除在视野之外。抽象劳动建构的劳动秩序排斥了一切非资本主义劳动及其主体，排斥了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此马克思概括道：“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18]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19]由此观之，以资本主义劳动为唯一标准来定义人的行为，正是马克思所大力批判的国民经济学视角，为马克思所不齿。

不仅如此，马克思也看到国民经济学正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巩固当下的统治秩序。马克思明确揭示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前提，并将其视为现实运动的产物。(www.xing528.com)

反观早期波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批判，他认为，由于马克思陷入了“生产之镜”，所有与经济性和生产性不相关的行为，都不是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波德里亚提出：“如果一个行为不具有经济性与生产性，那么它就必将不在马克思的视野之内。”^[20]反之亦然：“如果说有一样东西是马克思所未曾想到的话，那就是释放、耗费、奉献、挥霍、游戏和象征。”^[21]这样一来，连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也被视为政治经济学统摄下的意识形态而被彻底反对。现在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唯劳动马首是瞻的驳斥上看，这种反对显然有失公允。

事实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阐释的资本主义劳动与抽象秩序，不是把劳动作为全阶段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源泉，而是通过聚焦资本主义劳动以阐明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本质；这种剥削与压迫不仅在劳动体系之内，也在劳动体系之外，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劳动的抽象统治秩序。有论者指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揭示的正是这种劳动的‘价值’何以在资本主义社会被独立出来，获得神秘的外衣，并在其现实操作过程中完成着生产剩余价值的功能。因此，劳动的价值概念既是一种对资本生产机制的前提性描述，也是一个批判的概念”^[22]。尽管青年马克思尚未形成论中提及的精确系统的劳动价值论，但通过对资本主义劳动抽象性的层层剥离，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之由，又为打破这种统治秩序提供了积极的探索。

第三，资本主义劳动建构了囊括工人、资本家及非劳动者的抽象统治秩序，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的、丰富的人性被贬低与压抑，这表现为劳动目的的倒置。

劳动目的指劳动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满足何种需要，则暗示了劳动对人产生何种反作用——压抑或是丰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不同目的区分了两种劳动：实现动物需要的劳动与实现人的需要的劳动，前者是谋生的劳动，后者是复归类本质的劳动。由于工人与劳动相分离，劳动成为谋生手段，人不仅没有在劳动过程当中享受自己、提高自己，甚至把自身贬低到了动物的层次。马克思这样描述这一令人痛心的现象：“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23]这种劳动目的的颠倒实质上是人与类本质的异化。对于人的感性本能，早年的马克思没有用抽象的劳动价值理论剪裁感性的现实世界，他承认人的感性本能的必要性，但同时在伦理层面为劳动的目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贯彻在马克思政治哲学叙事结构中的两个不同历史位阶：“‘向下’的现实性特征”（市民社会）和“‘向上’的理想特征”（人类社会）^[24]。

正是由于看不到资本主义抽象统治下的劳动目的的颠倒，阿伦特不理解马克思为何一方面把劳动视为人走向自由王国的方式，一方面又要求对劳动加以彻底反对。她指责马克思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25]，并提出劳动的奴性封锁了人实现自由的可能性。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早年思想中，不难找到对阿伦特的责难的有力回应。阿伦特所谓的为提供生活必需品而进行的劳动，正是马克思语境下的动物机能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敌视人的统治秩序中的劳动，是马克思加以大力批判的劳动，绝不是马克思自由王国之中的“应然”的劳动。虽然普殊同没有直面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指责，但他也指出，抽象劳动建构的社会统治形式，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强制。“这一抽象社会强制的首要规定在于，个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去生产与交换商品。与奴隶或农奴的劳动不同，这一强制并不受直接社会统治的影响；相反，它是‘抽象的’‘客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代表着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统治形式。”^[26]

甚至进入发达工业社会，劳动目的的颠倒也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劳动者否定自身的力量。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一切都有赖于对奴役状态的觉悟，而这种觉悟的出现往往被占主导地位的需要和满足所阻碍，而这些需要和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27]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劳动已经在社会中制造出严密的闭环，它以虚假的需要强化劳动满足自身需要的方面，而对劳动满足作为人的需要的方面讳莫如深。在这个意义上再次审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抽象劳动对劳动者主体性的替代，其发展走向正是劳动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性的无声消解，也是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