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阶段下社会主体的当代境况与人学展望

从主体性概念的启蒙到主体性观念的确立，从主体建构到主体危机，不难发现近代以来“认识主体”的胜利并不能消解现代“实践主体”的困境。在理论上，现代性之后的理论几乎都建构了某种结构概念，无论是巴特的符号或语言结构、拉康的无意识的结构、福柯的知识权力的结构、波德里亚的客体结构、波斯特的信息结构，等等，在这些后结构型中，主体性要么被异化，要么被控制，要么被消解，要么失去主体性而被纳入客体之中，主体的现代地位不断反转。而在实践中，主体性也陷入一种已经为马克思哲学所深刻揭示的现代性发展悖论之中。在人类主体性取得空前觉醒的时代，在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追求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之间，在人对社会生产活动的推进与物对人的支配关系之间，人类越是努力降服客体，客体也越是努力降服人类。于是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中，人类主体不断降服外物的历史成为主体不断被加以降服的历史，成为不断物化和异化的历史。人的主体性越是实现，主体的困惑便越是难解。为此，我们不得不对主体的当代境遇展开理论反思与实践审视。

首先，面对后现代主义的层层解构，我们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主体的现实境遇。当我们试图建构哲学人学理论时，以“去中心化的主体”“物对人的宰制”“虚拟主体论”为能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话语却蜂拥而来。后现代主体论完全抛弃了主体存在的历史性原则，从而使得现代主体从现代性“虚妄”走向后现代性“虚妄”，陷入循环的历史泥沼之中。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体性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诊断具有一定时代的合理性，但开出的药方则是错误的。现在要全盘否定主体性，不仅为时过早，而且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在此，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后现代主义哲学拒斥认识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征，但却无法彻底取消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主体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除了具有认识维度，还同时具备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主体不仅首先是从事生活实践的生产主体，更是追寻自身价值实现的意义主体。因此，主体的存在及其意义，不能完全被归结于认识论层面的抽象玄思，死去的是在认识论层面以永恒和绝对权威自居的“主体”和“主体性”，死去的是片面的、狭隘的、极端的、不成熟的“主体”和“主体性”，而不是实践层面和价值层面的“主体”和“主体性”。在现代性尚未远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任务尚未完成，在可以取代传统主体的新型主体尚未形成之时，轻易抛弃这个已经起了和正在起着巨大社会作用的主体性观念，显然并非明智之举。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的核心对象和主要观点虽然是“物”，但“物”的背后实际上是人的活动、人的关系，“物化”背后的核心是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当前，后工业时代刚刚到来，现代文明仍将持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仍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全球眼光和总体视角认识改造世界，以指导主体解放、社会发展并共同应对全球危机。

其次，面对虚拟技术的现实变革，我们必须以主体原则回应主体的时代困境。可以说，在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之中，网络空间中进行虚拟实践的主体存在极大冲击了我思主体的现代性地位。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虽然虚拟时空释放了人的自主性，丰富了人的感性体验，拓展了人的发展范围，然而在虚拟时空中，随着交往主体的虚拟化，电子屏幕前的“终端”主体在缺乏现实互动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沉溺于虚拟想象而导致自我迷失，从而陷入一种孤独无力的社会失律状态；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到虚拟空间下主体的价值空场，即当图像成为仿像的时候，这种虚拟的存在物使得“在这些图像中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它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没有投下任何阴影，甚至什么结果也没有留下”。“它们的那种轻飘与虚无简练地强调了我们已经从一种需要中解放出来，我们一直需要从美和丑、真实和非真实、向外部的超越和向内部的保守中作出一种判断”^[42]，人们从现实需要中解放出来，并在网络空间的平行维度中再次陷入“虚假需要”的危险之中。但无论是虚拟时空还是现实时空，都不过是人的生存活动的存在形式，无论人机互动技术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取消身体的实在性，也不可能消解时空的物质实在性，更不可能彻底割裂虚拟时空与现实时空之间的内在关系，时空关系的虚拟化不可能使一切陷入虚无之中。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发挥主体性，而不在于否定和解构主体性。实际上，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永远是主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实现和维护人的发展。唯有不断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坚持将人的发展程度纳入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尺度之中，引导技术创新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才能更好地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重大变革中，在生产主体从机械劳动向信息创造的转变中，在生活场景从线下模式向线上延展的多元渗透中，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最后，面对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我们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主体的当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43]，是关乎国际国内格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作为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发展的导向问题。其一，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金融市场跌宕起伏、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交织博弈等内外不确定性因素，面对发展模式由简单追求增长速度向关注发展的质量密度问题的内生需求，面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转化，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从根本上就是要把发展问题牢固树立在中国实践的现实土壤，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尊重自然规律践行绿色发展，遵从时代规律呼吁共同发展。其二，新发展理念破解了西方主体理论的现实困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的重要向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丰富化时代化的生动产物，新发展理念坚持坚持人民立场，坚定发展生产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通过多种方式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的责任感。其三，新发展理念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新发展理念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理论，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尺度。“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44]，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社会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取决于发展符合主体根本利益的程度，社会历史发展的创造性取决于发展激发主体能动性的程度，社会历史发展的文明性取决于发展提升主体观念结构的程度。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历史进步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主体”发展的实现问题。

随着时空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形式不断创新，但其原理立场与价值逻辑却在历史的洗涤激荡中历久弥新，在与中国具体实际性结合的进程中不断指导新的实践发展。新发展理念的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满足人民需要，促进人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逻辑路径，以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逻辑支撑，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逻辑终点，致力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难题，着力加强世界前沿科技攻关，把服务于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创造价值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为核心不断推动新一轮的创新发展。面对新时代新阶段新征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抽象形态，而是渗透到人民日常生活，根植于社会矛盾转变为新形势，破解西方逻辑的动态话语。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摆脱贫困实现人的安居乐业的发展模式的现实展开，实际上实现了西方文明自启蒙以来一直愿想却并未实现的主体目标。站在新的时代新的起点，唯有坚持新发展理念，才能引领主体的当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注释】

[1]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6.

[2]毕尔格.主体的隐退［M］.陈良梅，夏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

[3]刘森林.追寻主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前言.

[4]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881-882.

[5]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881-882.

[6]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801.

[7]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9.

[8]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M］.万俊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82-83.

[9]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

[10]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882.

[11]福柯对这种作为普遍性代言人的现代主体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认为主体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如他反问：“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有关自身的真理？主体以什么代价才能讲述自身作为疯人的真理？把疯人说成绝对他者，不仅付出了理论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一种制度的乃至经济的代价。”（参见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73.）

[1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22.

[13]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导论.

[14]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章国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06.

[15]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4.

[16]尼采.快乐的知识：尼采后期思想文集［M］.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83.

[17]尼采.超善恶：未来哲学序曲［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序言.

[18]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71.

[19]尼采.权力意志［M］.杨向荣，曾莹，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17.

[20]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16.(www.xing528.com)

[21]LYOTARD F.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7：39.

[22]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6.

[23]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2.

[24]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2.

[25]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

[26]德赖弗斯，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1-272.

[27]德赖弗斯，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272.

[28]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06.

[29]福柯.惊奇与欺骗的“双重游戏”［M］//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9-120.

[30]BAUD RILLA J.Forget foucault［M］.New York：Semiotext（e），1987：10-21.（中译本参见波德里亚.忘记福柯［M］//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512-514.）

[31]波德里亚.冷记忆：1980—1985［M］.张新木，李万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54-256.

[32]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M］.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59.

[33]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M］.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61.

[34]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M］.刘翔，戴阿宝，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61.

[35]凯尔纳.千年末的让·波德里亚［M］//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陈明达，王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22.

[36]KELLNER D.Baudrillard：a critical reader［M］.Cambridge &Oxford：Wiley-Black Publishers，1994：15，21.

[37]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94.

[38]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M］.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7.

[39]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M］.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3.

[40]德里.火焰战争［M］//王逢振，等.网络幽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3.

[41]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

[42]GANE M.Baudrillard live：selected interviews［M］.London：Routledge，1993：68.

[4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26.

[4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