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尼采通过上帝之死的哲学宣言开启了解构主体的思想先河。“上帝死了”[16]的历史登场意味着在“一切伟大的事物，为了以永恒的要求注入人类本身才必须以硕大而令人恐惧的鬼相超越尘世而去”[17]的哲学倾向中，上帝“已经丧失了它对于存在者和对于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力”[18]，意味着让彼岸虚无向此岸世界复归，同时也意味着“主体”回归肉身的现实呼唤。在尼采看来，现代主体的诞生并非人的胜利，恰恰相反，主体性意味着人的失落，因为让思维着的人为整个世界的真实性和虚假性负责不过是一种神话学，这种把“自身设定为事物价值的意义和标准”[19]的行为完全是人类幼稚性的表现。尼采反对这种以先验主体承载尘世价值的做法，拥有绝对权力的上帝之死的背后所暗含的尘世复归，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和接受自身的有限性和偶然性，“主体”不复存在，存在的是肉身、超人和权力意志。
其次，利奥塔通过对元叙事的取消，消解了作为“叙事的堆积”的现代“主体”的中心地位。在利奥塔看来，社会历史的传统叙事模式不过是不断合理化历史，从而不断为现实历史辩护的元叙事范式。现代知识体系中元叙事范式的合法性已经失效，成为一个在任何时间地点都适用实则在任何时间地点的缺乏解释力的多余概念。那种认为人类通过历史进步可以实现解放的历史意义阐释学对当代社会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即便“现代话语为了使其观点合法化而诉诸于进步与解放、历史或精神之辩证法，或者意义与真理的铭刻（inscription）等元叙事”[20]，但这依然掩饰不了宏大叙事背后的意识形态幻象。而在幻象背后，为现代哲学所建构的“人”并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是被用不同的叙事方式而描绘的形象，“人的历史不过是千千万万微不足道的和郑重其事的故事的堆积，时而其中的某些被吸引在一起构成大叙事，时而又消解为虚幻缥缈的浮云，但是它们被笼统地总括起来就形成称之为市民社会的文化的东西”[21]。既然“人”之历史不过是叙事的堆积，那么“实体”化的中心主体也便不复存在，依托于“人”之基础上的解放或进步的意义也被一并消解。
再次，德里达则通过对结构的拆解，破除了对现代主体的迷信，表达了对主体的忧虑。在德里达看来，结构的出现在客观上意味着主体哲学的失败。德里达指出，“结构首先是一种有机的或人造的作品，一种集合体，一种建构的内在统一性；是由统一性原理支配的工程，是建立在确定地点的可见性的建筑”[22]，结构主义的秘密就在于“价值和意义在它们恰当的历史性和时间性中得以重建并被唤醒”[23]，但他同时意识到，“结构的上升是人的失败”[24]，结构主义的出现必然意味着一种“多元决定”的悲观主义。因为结构主义作为主体性哲学的反题，“重现了一种存在的焦灼与诱惑，一种对基础的历史的和形而上学的威胁”[25]，只有通过宣告人的死亡，才能成全主体的轻舞飞扬，结构取得一定功绩的同时必定伴随着主体的陨落。对此，德里达敏锐透视到，在一个“历史脱臼的时代”中，当人们被驱逐出千百年来居于中心的主体领地，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海德格尔的此在，一并被送到人类思想学说的博物馆里之时，结构化历史过程中的人们必将重新陷入无根。(www.xing528.com)
最后，福柯在伦理轴线的理论序列中宣告了人的死亡。当哲学从“上帝之死”转向“人之死”，也便意味着哲学最终走向了人的反题。福柯理论的关注中心始终是“人”，在1983年对其研究的总结中，福柯这样写道：“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26]，“我研究的总题目不是权力，而是主体”[27]。但是福柯的研究却侧重映现了主体如何在权力建构过程中被消解被解构的理论图景，力图在消极意义上揭示主体在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并着力于把人“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28]一般抹去。然而解构先验主体并不意味着取消主体，而是为了取消理性的目空一切，是为了在非理性得以发声的全新秩序中，在理性的留白之中实现思想和主体的复归。正因如此，福柯始终致力于探讨经验层面上的主体、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以及个体化的主体，虽然主体或是被监禁，或是徘徊在理性界限之外，或是被性的权力话语所宰制，但他们始终追寻尽可能不同的存在样式，以建构起“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并且都必须适应的道德形态”[29]，而不是一种现代主体性的先验齐一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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