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社会发展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问题生发于哲学对人的高度理论自觉。有别于“人”的概念，在人与万物对象性关系之中，人实际上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从词源上看，“主体”（subject）一词来自拉丁文subiectum，在古希腊语中指的是“在下面的东西”，即基底、基体、基础性的存在。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主体与一个句子的主词有着相同的意思，它可以被用来指称世间万物，而不仅仅指称人。可以这么说，在哲学的开端，“人”并非逻辑意义上的唯一主体，而毋宁说是众多主体中的一个。根据弗兰克的总结，近代“主体”概念内含以下三个含义：“（1）作为根基的中心或出发点的主体；（2）作为本体的主体；（3）作为自我确定性的非依赖性的主体。”^[3]相应地，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概念，“主体”为道德进化和社会发展提供无可置疑的根据，并试图为知识的可靠性、理想的崇高性、社会的进步性以及人的解放提供坚实基础。

其一，主体性观念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以确立。作为社会历史范畴，“主体性”问题的含义、用法、类型是在历史沿革中不断生成的过程。在前现代时期，彼时的主体性属神而不属人，属物而不由己。无论就社会历史条件还是认识水平而言，都不可能达到对主体性的自觉澄明，只存在主体性理论的潜在和萌芽，或是一种作为思考方式和自我意识觉醒表征的主体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不过是一种“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image）”的朴素直观，是物与我，客体和主体尚在混沌未开之时，人探问外物的姿态，是以“人”之视野观照“物”之世界的尝试。唯有摆脱神性，挣脱自然奴役的人才能逐渐成为主体并最终具备主体性。可以说，近代意义上对人本身、人的思维、人的存在加以反思的普遍主体，直至笛卡尔时才被发现和确立下来。随着自我意识正式出场并成为“我”之存在的依据，自我意识作为真理的重要环节，确立了以思维为导向的近代哲学，哲学与哲理神学宣告分家，人的理性从神性的阴影中释放出来，成为建构全部存在的不可怀疑的基点。虽然哲学发展的人学形态在笛卡尔之后便已出现，对“人”的哲学思考俨已蔚然成风，然而哲学上真正具有现代主体转向意义的则是在康德批判哲学体系下，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研究得以推进的研究进路。为了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康德进一步提纯主体，在笛卡尔得出“我为实体”的地方，提出“我”是思维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形式”，确立了“先验自我”统摄一切的逻辑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关注的焦点才真正转向作为无条件目的的“人”。至此，“人”代替上帝权威，“主体性”取代“神性”，成为真理的立法者和德性的审判者。

其二，主体性原则与实体化倾向的相互交织。近代以来，在由康德真正开启的哲学人学的视域中，主体理论在物质主体论、价值主体论和实践主体论的多维阐释中不断深化。与发达商品经济和工业化进程相呼应，现代主体性理论从人的视角出发理解世界，旨在冲破一切阻碍人之发展的障碍，确立一个足以征服自然、驾驭社会、主宰自我的具有高度主体性的大写的“人”之形象。主体人学发展为主体形而上学，现代主体不断充实为中心，主体性的“实体”倾向越发浮现。作为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实体构成了一切关系的终极基础、占据了话语的绝对力量，成了自洽完善的始因。在神本时代，哲学恭求彼岸的实体，而在人本时代，哲学追问此岸的自我，在哲学传统的认识论转向中，主观自我实体化为“主体”，使得“我思”、“我的心”和“我的意识”成为建构世界的前提和基点。由是，“我”越发成为世界中心，“存在者之存在是从作为设定之确定性的‘我在’那里得到规定的”^[4]，“‘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的”^[5]。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的“我思”主体的背后潜伏着一种顽固的中世纪逻辑，主体性的确立并没能把人从神学里解脱出来从而把主体交还于人，而仅仅是使人成为主体罢了。所谓主体不过“在其新含义中转而成为表示人类的专名和根本词语”。这就是说：“一切非人的存在者都成为对这个主体而言的客体。从此，主体不再被视为表示动物、植物和岩石的名称和概念了。”^[6]主体自此确立了一种“根基性，可以把万事万物聚集在它上面”^[7]的、所“关注的中心乃是各种被创造的实体”^[8]的中心地位。于是，主体成了我思自我的基底，成了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成了真实的在场者和绝对的基础，成为“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到‘实体’的那个东西”^[9]。然而，是什么使得现代“主体”——这个“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根据”^[10]的存在，合理且合法地成了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呢？在这一追问下，主体实体化的理论倾向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提供了根本支撑，也为之后的人学思索留下了讨论的空间。(www.xing528.com)

其三，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伴随着主体性哲学的现代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重塑现代主体的努力和消解主体的过程是同步进行的。现代批判理论认为在现代性语境中得以建构的“主体性”作为现代理性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发展基点，试图为理性的完善、知识的前进和人类的进步提供坚实根据，构成了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一大支点。“主体性”通过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超越了历史的细节，成为历史进程的根据；通过一种目的论的方式为人向自由王国的跃升提供解放理论的理性基础；通过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为现代秩序提供理论范式。现代主体性所内含的总体性特征使得主体不再心存敬畏、不再自在，亦不再包容。人至此被固定在宇宙之链之中，成了自然的征服者和时空的囚徒；人不再对差异性保持开放态度，基于对普遍性的依赖，主体以排斥异己的方式压制他者^[11]。至此，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澄明主体一去不返，成为一种占有前人“不曾拥有的知识，拥有决定和控制知识之分配的权力，拥有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其知识，并且分享知识运用之成果的资源”的新型神教，并在“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中都得以体现”^[12]。主体以自身为中心，建构了一个庞大的“主体性王国”，消融对象，容纳客体，从而必然滑向控制他者、操纵社会的独断危险。对此，齐泽克指出，在现代性范式的主体幽灵面前，所有具有不共戴天倾向的学术力量纷纷尽释前嫌并结成了驱除它的同盟^[13]；哈贝马斯则提出警示：“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给社会状况蒙上主体哲学的概念阴影，那样做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社会集体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不能被想象为一个大主体。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个体经验外的运用‘解放’这一表达时非常谨慎。”^[14]我们必须对现代主体性问题所内含的高度危险保持足够警惕。

为此，现代批判理论从不同侧面对“主体”概念展开批判：或是从心理学层面出发，无论是弗洛伊德的“本我”、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或是拉康的文化建构都表明“主体性”的内生动能不是理性而是无意识的心理需求；或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出发，认为不是“主体”支配“话语”，而是“话语”建构“主体”，无论是阿尔都塞、齐泽克都从不同侧面揭露了现代“主体性”概念的脆弱属性；或是从形而上学出发，认为在现代哲学二分模式框架下以永恒形象和绝对权威自居的“主体”并不具备主体形而上学的实体地位及其合法性，作为被语言结构所建构和规定的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至今它只是自以为如此，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