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逻辑

中国精神作为隐含于一个民族和时代之中的内在灵魂和精髓，是一种历史的本质性的存在。本质是一种内在联系或内在关系，因而必然具有其内在逻辑结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个体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它会以比较自觉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式建构人类的“类意识”，以全面的方式来反映人类的“类本质”。

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作为“类本质”之反映中国精神，其内在逻辑结构是怎样的呢？这种内在逻辑结构形成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由无限众多的观念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在这个观念系统中，有本质性的观念，有非本质性的观念；有具体的观念，有一般的观念；有基本的观念，有非基本的观念；有起支配作用的观念，有被支配作用的观念，如此等等。作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统一的中国精神，所要把捉的是贯穿于形形色色观念之中的那种起支配和制导作用的基本的一般的本质的观念。

对于这些起根本作用的本质观念，我们又可以按照其不同的视域和高低层次性，将其划分为本体致思、思维方法、认知理论、人本学说、价值取向、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意志品格等几个方面。一个民族的精神本质就是由这几个方面构建起来的有机的整体的精神体系。

首先是本体论即世界观。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定要通过本体论或世界观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的最高层次。所谓本体论，就是追究这个世界的终极根源和终极本质，其所要解答的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本体论或世界观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具有统领的意义，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话，那么，本体论就是哲学皇冠上的明珠，是哲学殿堂里的“至圣神”。在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体系中，方法论、人本论、认知观、价值观、道德观、行为方式等都隶属于本体论并受其统摄和指导。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哲学思辨的民族，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构建了“道本体论”和“气本体论”的世界观。这与古希腊哲学元素本体论和柏拉图的理念论可谓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各具有其智慧的特色。

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其所建构的阴阳和谐的“道本体论”和“气本体论”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几乎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基本理念，并将其应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说，阴阳之道已成为中华民族潜移默化的“集体无意识”和血脉相传的“精神基因”。

其次是方法论和认识论。实际上，本体论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差别。因为方法论是在本体论的基础上派生的，其原生和派生之间并不完全对等。例如，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既可以与形而上学相结合，也可以与辩证法相结合；唯心主义亦复如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和合思想（又称和谐思想）既具有本体的意义，又突出方法论意蕴。其方法论具体表现为中和之道或中庸之道。

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走极端，“过犹不及”，过与不及都不好，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即把握适度最好。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二程遗书》）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认识到了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端”，超越了右端，就“过”了，达不到左端，就“不及”，过与不及都偏离了正道。所以，孔子提倡做什么事都要持中、守中、用中，所谓“执其两端而用中”，就是要把握住“两端”，以防止越界而从两个方面滑向极端。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恭敬、谨慎、勇敢、直率等本来是美德，但若过了头以致违背礼的规范，就会偏离中道而向反面转化：恭敬成为劳倦，谨慎成为胆怯，勇敢成为鲁莽，直率成为尖刻。一般来说，在中道问题上，人们对于不及度量界线，是容易识别的，但对于超过了度量界线则不甚了了，甚至以为是好事。因此，孔子特别强调“过犹不及”，过头与不及的错误是一样的。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之道与阴阳和谐之道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庸之道在本质上是一种如何使自己的言行达到“道”的标准的方法，而这里的标准本身就是“中和”。因为只有“执两用中”，防止滑向左右两个极端，才能使阴阳相和，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

中庸之道是个好东西，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作为方法论的中庸之道与作为本体论的阴阳和谐之道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中国民族的精神的本质内涵。过去强加在中庸之道头上的所谓调和主义、折中主义的帽子，应统统予以推倒。

与中庸之道相关联的是知行合一的认知论。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知行的先后上，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几种观点的论争；在知行的难易上，有“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的不同意见的对立。但在这种探讨中，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知行的统一。朱熹先生虽然主张“知先行后”，但却强调“行重于知”。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文公文集·答程正思》）。“夫学问岂以他求，不过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答郭希吕》）王夫之提出“行先知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其致思重点虽有所不同，但知行相须、知行相资而不能人为分成两段的主张却是一致的。中国传统哲学中这种“知行合一”“知行相须”“知行相资”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意识，这就是中华阴阳和谐之道能够普及民众、嵌入人心的原因。

再次是人本学说、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第十三章》）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本质和人性论的思想十分丰富，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善恶相混论，但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儒家的性善论。尽管性善论只是反映了人性的一个方面，因而有其偏颇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性善论就等于肯定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从而确立起了人独一无二的主体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儒家才进而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政治观、“仁者爱人”的伦理观以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价值观。这些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

最后是行为方式、意志品格和终极信仰。一个民族的精神最终要落脚到社会实践和行为方式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的精神、以自强创新为特征的刚健有为的精神、以心性为根本的修身克己的精神、以终极信仰为归宿的立德立功立言和追求大同的精神等，构成中国人的实践品格。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秉承实用理性，注重现世价值，即便在终极信仰上，其所注重的是现世生活，而不是彼岸世界。

正是基于以上的逻辑分析，在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把作为中华民族之本质存在的中国精神概括为如下11种。

道行天下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知行合一的精神、仁者爱人的精神、先义后利的精神、以民为本的精神、爱国统一的精神、自强创新的精神、修身克己的精神、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和追求大同的精神等。

对于上述11种精神，在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其划分为这样一个三段式。

（1）本体方法，其内容包括道行天下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知行合一的精神。（2）人本价值，其内容包括仁者爱人的精神、先义后利的精神、以民为本的精神。（3）社会实践，其内容包括爱国统一的精神、自强创新的精神、修身克己的精神、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和追求大同的精神。在这个三段式的逻辑结构中，其中本体方法是基础，人本价值是主干，社会实践是导向。由于人本价值观念是主干，又处于中间的位置，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主要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有一个根本的理念贯穿其中，成为把诸种精神结合和凝聚起来的内核和支柱。在中国精神中，将其紧密地联结和聚合起来的精神支柱是“道”的理念。

何为道？《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一章》）；“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可见：第一，道是一种常住不变的普遍规律、法则；第二，道是一种根本的理念、观念、精神；第三，道是指阴阳矛盾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实体。(www.xing528.com)

中国的这种阴阳之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中国哲学就是道的哲学。中国是一个信奉“道”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道”的民族。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来概括中国文化的话，这个词就是“道”。对中国人来说，“道无处不在”，上至治国，中则修身，下至日常生活，都离不开阴阳之道。“道”是破解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一把钥匙、一个密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精神是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中凝练出来的，但其立足点在当代现实而不是古代历史。因此，其中每一种精神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古代的又是当代的，是传统与现实、古代与当代的统一。同时，上述11种精神的概括是相对的，由于种种原因，还有一些重要精神未能囊括其中，如民主科学的精神、自由平等的精神、公正法治的精神，等等，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必定还有一些反映时代精神之精华的精神通过扬弃的形式被补充和吸纳到中国精神中来，从而使之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句读经典’与研究生理论素养的提升”（项目编号：2014WT031）；武汉大学党的十九大理论创新专项课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及其时代意义”（项目编号：2018WT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自主项目“实现中西马对话和融通的内在机理及其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7WT036）的研究成果。

【注释】

[1]原载于《理论探讨》2021年第5期。

[2]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61.

[3]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16.

[4]佘双好.深刻理解中国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特定内涵［J］.思想理论教育，2019（5）.

[5]魏泳安.中国精神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18（10）.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

[7]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104.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

[9]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李晨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2-3.

[10]李德顺.阐释中国精神的哲学路径［J］.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5（1）.

[11]魏泳安.中国精神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动态，2018（10）.

[12]佘双好.中国梦之中国精神［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6.

[13]杨可心，崔秋锁.追梦的中国人需要怎样的中国精神［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4）.

[14]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