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展望中国精神界定问题

在对中国精神下定义之前，必须澄清这样几个前提性问题：究竟有无中国精神？如果有的话，中国精神是否包含了消极的方面？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否是一个东西？只有把这几个关涉中国精神是否成立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搞清楚了，我们才有可能对中国精神作出本质规定。

其一，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无中国精神？或者准确地说，究竟有无积极的中国精神？无疑，精神与民族共存，没有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精神，问题在于有无积极的民族精神。梁启超把中华民族的精神称为“中国魂”。在他看来，“中国魂”尚未形成，甚至“杳不可见”，因而提出要“制造中国魂是也”。而其所倡导的中国魂是具有“爱国心与自爱心”的兵魂。他于1899年在《清议报》第33期发表的文章《中国魂安在乎》中，首次提出“中国魂”的概念，并指出“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之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梁启超所谓的“兵魂”，即是指尚武的精神。在该文中，他大赞古斯巴达、德意志、俄国和我国近邻日本的尚武精神，而对于中国“文弱”则持极尽批判和斥责的态度。他说：“我们中国却以文弱在世界上考第一名，逆来顺受，窝囊透顶，东亚病夫，病入膏肓。”

黑格尔也认为传统的中国没有自己自觉的民族精神。在其《历史哲学》中，他从精神本体的高度运用思辨的语言来阐述中国的民族精神，指出其还未曾分化，尚处于“实体性原则”之中。他说，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客观性和主观性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的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所以，‘实体的东西’以道德的身份出现，因此，它的统治并不是个人的识见，而是君主的专制政体”^[2]。这就是说，在中国人这里，自由的自我意识还未产生，一种未曾区分的单纯自然物质性泯灭了一切，整个民族乃是以君主之意志为意志，个体的意志则无从取得自己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应该说，黑格尔和梁启超的这些批判性的观点有其深刻之处，但他们却把这种观点推向了极端。实际上，即使在君主专制下，被压抑的民族精神的“实体”也不是铁板一块，人作为“能思维的动物”^[3]，无论是统治者和一般的知识分子，都会在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时空限度内对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及其本质规律进行反思，在寂静的思想夜空中，总会时常爆发出精神的闪光。因此，完全否定中国人有自己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有反省或反思的意识，有其自身的历史及其进步性，这是十分片面和偏颇的。

其二，中国精神是否包含消极的方面？对这个问题，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有之，但持否定观点的人居多。后者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积极的、正向的元素。^[4]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源于几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也是当前中国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整体性概括，其内涵既包括中国优秀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括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消极性的精神体验和心理倾向，是中国精神状态的整体性呈现。^[5]

如果从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角度来观照和考察中国民族的精神文化的话，那么对其所包含的某些消极性或糟粕性的东西进行反思是可以而且必要的，但是当我们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自我扬弃之后，其所呈现出来的就是积极的、正向的精神理念，这在理论上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我们党所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等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些精神正是构成中国精神的重要的本质内涵。

其三，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否是一个东西？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二者是一个东西；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其时代特征的精神，而中国精神就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三个有差别的东西。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差别。有人认为，民族精神是蕴含于一个民族精神中的基因，它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时代精神则呈现历史性和变动性的特点。中国精神不仅仅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还是实然和应然的结合，因而它不但加入了当今世界中那些我们应该吸取和借鉴的先进的思想精神，而且应倡导那些尚未确立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精神理念。(www.xing528.com)

我们认为，三者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第一，就其客观存在形态来看，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一个东西。无论是中国精神还是民族精神，并非一个独立的实存，而是蕴含于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之中，并通过时代精神而实现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6]。因此，一个民族的精神处在不断流变的过程中，并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而得以彰显。这也正如一个人，他历经童年、少年、青年、壮年直到老年，其生命包括精神就存在于人生各个阶段之中，而没有一个独立于这些阶段之外的抽象的人。中国精神、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关系就是如此。

第二，在其理论抽象的形态上，中国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又是有差别的。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的抽象，它带有其时代的特质，因而是“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7]。而民族精神实际是从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中进一步凝练出来的、带有普遍性或共性的东西，它如同一个民族精神发展中相对稳定的基因。从“变”与“常”的关系看，民族精神就是“变”中之“常”，即历史流变中那常住不变的东西。然而，这种作为常住不变的文化基因虽然是客观的，但却是一种理论抽象的产物。正如“水果”是各种具体水果如苹果、李子、桃子、香蕉等的抽象一样，虽然它也是客观的，但却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中国精神则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变”与“常”的结合，它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最高抽象。

第三，中国精神是传统与现代、实然与应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首先，中国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从人的头脑里主观自生的，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和积淀的结晶，离开传统和传统文化，它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中国精神的根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其次，中国精神是实然与应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一个民族的精神“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存在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8]。历史地变动着的中国精神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因而必然要在自我扬弃的基础上，对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进行积极的吸纳和借鉴、创造和建构。

最后，中国精神的立足点、着眼点、归宿点在当代而不是古代。它站在当代，回望、追溯历史，反省、反思传统，最终又归结于、落脚于现实。因此，当我们去探讨中国精神时，决不能将其视为考古学、考据学，毋宁说，它是从历史的源头一路走向时代深处的发展学、创造学和建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