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太阳神神庙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表明，人类对自身的追问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开始了。从那时起至今，人们对此问题给出了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回答，它们最终可以归结为以下十种。
其一是用神创定义人，说人是神的创造物。这主要是早期神话和基督教神学的观点。
其二是用理性定义人，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观点最具影响力，历史也最悠久，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认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1]。
其三是用政治定义人，说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发现只有人类才有政治的组合，[2]因而“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3]。
其四是用语言定义人，说人是语言动物。这个观点大致也出自亚里士多德：“在各种动物中，独有人类具备言语的机能。”[4]尽管现代的动物研究已经证明动物也有语言，能与同类交流、分享信息，但当代还是有人类学家坚持认为，“只有人类是唯一可以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流的生物。”并特意对“语言符号”概念做了一个只能为人所有的解释：“是一个将人造符号用语法联系起来的系统，能够创造出无限的准确话语。”[5]
其五是用道德定义人，说人是道德动物。这个观点是从中国古代儒家的观点推出来的。孟子的说法可为代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www.xing528.com)
其六是用工具定义人，说人是工具动物。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表示赞赏，说他“对人下了一个正确的定义”[6]。恩格斯也据此将在由猿到人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的“真正的劳动”，规定为“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7]。人之所以制造工具，自然是为了使用工具，于是后来“人是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动物”的说法成为更常见的表述。但是当当代科学研究发现黑猩猩和古猿也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之后，用工具定义人的方式就面临危机。为了挽救用工具定义人的方式，巴托洛缪和伯塞尔是将原定义修改为“人类是不断依靠工具来维持生存的唯一哺乳动物”[8]，意为动物虽然也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但只是偶尔的行为，而人则是总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并以此维持自己的生存。而哲学学者邓晓芒则是将原定义修改为“人是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的动物”。他提出“携带工具是人跟猿类相区分的一个最重要的界限”，并且，正是因为人要携带工具，才开始直立行走乃至形成语言。[9]
其七是用精神定义人，说人是精神性动物。在近现代，将精神或某种精神要素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性的看法较多。有些来自哲学家，如舍勒的人是唯一有精神趋向的优越存在物；有些来自人类学家，如兰德曼的人是精神的生物。[10]
其八是用文化定义人，说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观点主要来自文化人类学或文化哲学。由于这里的“文化”，在很多人那里仅指科学、哲学、道德、文艺、宗教之类精神产物，所以那些强调人是精神性动物的人类学者也会同意这种观点，如兰德曼也说“人是创造文化和使用文化的人”。与之不同，施忠连是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一切”[11]，并在这个前提下说：“只有把人看作是文化的生物，才能真正深刻地把握人的类特性。”[12]这就说明，“人是文化的动物”这个定义中的“文化”，存在着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前者包括一切人类创造物，后者仅指人类的精神产品。
其九是用生物性的未特定化定义人，说人是未特定化的生物。这是生物人类学家的观点，其内蕴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未特定化。动物是特定化的，其感官适应于每一种特定的生活条件和需要。动物的特定化的范围就是动物的本能，规定了动物在每种场合下的活动。相反，人未特定化，人的感官没有特定对象，因而人不能自然而然地生活于自然界，是未完成或有先天缺陷的生物。但这也意味着人不被本能所制约，能从事创造和发明。正因如此，人才有能力补偿自己的缺陷，才能超越有足够装备的动物。[13]
其十是用自由定义人，说人是自由的动物。马克思的这个说法可谓代表：“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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