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爱民之维：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展望

中国传统政德文化中，不仅有着对于“民本”德政的大量论述，而且也有着关于“爱民”的丰富思想。就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爱民”主体而言，既包括君主，也包括臣子，与之相适应，君、臣与民三者之间构成了君臣、臣民和君民三重关系，其中与“民”相关的有君民和臣民两重关系。关于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论述，这里仅围绕着臣与民的关系，对源于臣的“爱民”思想加以阐述。之所以强调臣民之间的“爱民”，是因为臣子处于君与民中间，它不仅搭建起君主与民进行沟通的桥梁，发挥着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也对确保政令畅通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他们身上，更能够使民直接地获得臣对民之爱的现实体验。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上，源于从臣出发提出的“爱民”思想，开始于西周，生成于春秋战国，定格于明清之际。在这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自从在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开启了从“重神”向“重民”“敬民”“民贵君轻”的转变以后，“民惟邦本”的致思路向就始终没有发生过改变。这说明，不管是哪朝哪代，无论是统治者和统治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而围绕着君、臣、民的关系调节而引发的治国理政的思考，都始终处于首要的位置，并成为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具有正当性、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和基本原则。对民的重视，早在《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就已经蕴含了对民众在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中的重要地位，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张，既要为民尽心，又要顺应民意、体察民情的“爱民”思想，要求杜绝各种虐民的行为，做民众的保护神。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对民要敬更要保的重要性，这在先秦的法家所崇尚的君主专制的论述中可见一斑。但是，在儒家传统那里，从周公的“敬天保民”思想中汲取了营养，而进一步提出了以强调民众的主体地位为特征的爱民思想。春秋时期，传统的宗族血缘关系瓦解，各诸侯国相继划分势力范围，展开了不断厮杀，使周王室遭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君臣上下、文人墨客都看到了民众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相继出台并颁布了一些意在让利于民、惠及于民的政策，以此来收买民心。民众的地位也就不断地被提到“神本”、君本和邦本的高度，要求为政者既要重民又要养民。到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激化，演变成一次次的战争。在战争中，一方面，民众的参与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另一方面，也造成大量的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就使得当时很多思想家将目光移到民众身上，聚焦民众之苦，从提出“君依存于民”开始，经“国依存于民”，到“民贵君轻”的“正在得民”思想。民对于国家、君主的这种重要性，也就使得为臣者在为政实践中，应该致力于贯彻好这一思想，形成了关于为官者对民生问题的广泛重视。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臣与民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爱民”思想的重要维度。不仅很多思想家，而且很多封建统治者，也都围绕着自己和民众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以希望实现“民本邦固”的目的。

第一，政以仁为德。既然为政要充分体现民的基础地位和作用，那么，这种政治就要求围绕着“民”这一中心展开，这就需要统治者不能拒民于千里之外，而应该让民回归到政治中来。要实现这一要求，就需要在政策上制定一些亲民爱民的措施，即仁政。在中国传统政德文化中，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仁政”概念，但是他却在如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的观点中，通过对“为政以德”，实际上对“德政”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在他看来，“德政”与“仁政”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完全相通的。从这一认识出发，孔子要求为政者首先要做到身正，以正率下，上下同心，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向着理想目标不断迈进。孟子作为仁政的首倡者，其仁政诉诸民本核心价值理念。孟子用人人皆有的“不忍人之心”来解释人的这种仁爱之心和恻隐之心，并要求君主把这种仁爱之心，用于国家治理，并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第二，仁以爱民立。“仁”是什么？这首先可以从构成“仁”的“人”和“二”中得到解释，那就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并表征着两人关系的一个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但基本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和友好相处。在《论语》中，孔子是用“爱人”来解释“仁”，赋予其对他人施予关爱之意，然后将这种对人的关爱推及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就赋予仁以“仁民”之意，即要有一颗爱民慈心。孔子说：“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孟子用与民同乐和与民同忧来表达爱民的最高境界，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也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也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在孟子看来，君主虽然爱物但却不能赋予其仁慈，同样，君子有对民的仁慈但却不具有任何亲情，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倒过来解释，就能够让我们体会到这种源于“爱亲”的情怀，完全可以通过对百姓的慈爱，达到对各种生物的喜欢和珍惜。这一方面表明，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在处理亲人和他人之间关系的时候，有着亲疏、远近上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这种不同、差异的背后，彰显着对待他人及生物的一颗拳拳爱心，却始终存在着，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孟子还认为，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这种友好和慈善关系，其内在根据在于人性中的善良之心和情感意志。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之善又取决于天的本性之善，反过来，从天的本性之善就能够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之善，进而通过人的“恻隐之心”，去实施体现“仁者爱人”关怀的“仁政”。可见，孟子通过这种论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于人性论的仁爱天赋理论。荀子则认为，在为政者与民的关系中，为政者要想让百姓对自己亲近，获得百姓的爱戴，就必须让自己首先亲近百姓和对百姓施于仁爱，“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在荀子看来，为政者唯有能够让百姓感到亲爱，方能做到“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荀子·王制》）。(www.xing528.com)

第三，爱民在裕养。荀子从孟子的“七十者可以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荀子·梁惠王上》）的富国裕民思想出发，立足于对“礼”的涵养解释，把“裕民以政”作为一个重要的方法，不过是“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荀子·富国》）几件事而已。荀子认为：“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荀子·王制》）对百姓的“生养”，不仅要使人人都有温饱，更重要的还要使人人都能平安快乐。《淮南子》要求为官者对百姓要有“忧劳”的政治情感，将“忧民”“养民”作为自己的臣民观，把民众的利益作为头等大事，“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淮南子·修务训》）。《淮南子》还不仅对先秦的贤臣名相大加赞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他们不仅胸怀民众，在为民谋利上做出了榜样、树立了政治标杆，而且也对他们“忧劳百姓甚矣”的为官品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推崇。在此基础上，从“臣”提出要求和规范，并提出了“立公去私”的治民理政的重要原则。这里的“公”首先指的就是“民”的利益。如果不能做到，不仅会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而且也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可预知的灾祸。顾炎武从“有私常情”出发，不仅主张私心为善，公开为人的私欲进行辩护。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纵私欲，走向极端自私。他要求官员在基本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基础上不仅要崇尚“奉公忘私”，而且通过维护民众合法的生财权，在确保其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使民“兴孝兴弟”。

尽管上述思想表现出臣对民的重视，但终归只是维系封建专制秩序的手段和工具，是着眼于统治者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提出的，最终要服务于实现对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之目的。这是因为，民众在社会中处于最下层，不享有对国家治理的权力，这就使得他们许多的利益诉求都无法真正实现，而对于君臣而言，他们手中握有大权，却又不愿意用手中权力为广大民众谋利益，只能用手中权力通过不断地将公共利益私有化，来满足自己的私利，达到巩固自己的江山社稷的目的。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史上的这些“重民”思想，它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常态情况下臣民之间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也不能彻底改变民对臣、民对君的人身依附关系。这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爱民”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一思想深处，也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为政者，都应该立足于人民来确立自己的为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这既是对为政者权力的一种限制，也为其指明了执政为民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我们党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在对传统“民本”“爱民”思想进行批判的继承基础上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讲话中都曾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乐民之乐之，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之，民亦忧其忧”等古训，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政德文化中的“爱民”传统重要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