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营州地区人口十分稀少。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武德初年营州地区人口的确切数字，但依据贞观年间这一地区的人口数量，可以大致了解建唐伊始营州的人口状况。《旧唐书·地理志》记载了贞观十三年（639）的户、口数［34］。据“营州”条载：“旧领县一，户一千三十一，口四千七百三十二。”［35］唐代按人口多少划分州的等级，按照当时的标准，营州在贞观十三年为下州［36］。另据相关研究，由于战争、饥荒、瘟疫等因素的影响，从隋大业至唐贞观年间，河北道的人口数量呈大幅下降趋势（并且这种下降表现在河北道的每一个州中）［37］。作为河北道北部的重镇，营州地区直到唐贞观年间，人口密度仍然极低，仅次于瓜、伊、沙、西等州［38］。贞观时期，营州地区人口稀少，可以大致推断出武德初年营州地区依然人烟稀少。除战争因素外，营州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交通等也是制约这一地区人口增长的因素。
在古代社会，人口是重要的战略资源，特别是战乱年代，占有更多人口的一方更容易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武德元年，对人口稀少的营州而言，要想实现稳定，做法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充实人口（如移民实边或安置内附民族部落）。在现有人口较少的情况下，将内附的契丹部落安置在距离治所营州城四百八十里外的边境地区，不利于战时营州总管府对它的征调。尤其是当朝廷与周边民族的矛盾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相反，只有将辽州设置在距离营州城较近的区域，形成合力，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补充和增强营州总管府的力量。(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作为唐朝建立后在东北地区安置的第一个内附民族部落，朝廷对辽州州治燕支城位置的选择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有利于营州对辽州的控制和管理，避免部落降而复叛，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第二，有利于辽州最大限度地发挥维护相关地区安全、稳定周边民族关系的作用（即牵制幽州地区割据势力，稳定与高丽、契丹等民族的关系）；第三，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集中营州地区的人口，以集中营州总管府的军事力量，增强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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