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元年：营州战略重心

营州为唐朝东北边疆的重要战略枢纽，是唐朝防御周边外来民族的前沿阵地［21］。然而，如果分析武德元年营州与周边各民族、各势力的关系，此时营州的战略重心并不是防御东方的高丽和北方的契丹，而是帮助朝廷牵制西南方向幽州一带的割据势力。因此，辽州州治燕支城也应当位于营州总管府西部距离幽州较近的区域。

营州在隋代为柳城郡，武德元年十二月“隋襄平太守邓暠以柳城、北平二郡来降，以暠为营州总管”［22］。当时天下尚未平定，李唐政权实际控制的区域仅限于关中、河东和西蜀等地。营州远在东北边地，中间又有众多割据势力阻隔，虽已上表归附，但朝廷并没有能力对营州进行实质性的管理。武德元年设置营州总管府，虽意在提升该地区的军事级别，加强军事力量［23］，但当时的营州也仅能依靠自身力量维护辖境的安全和稳定。

建唐伊始，唐与高丽都不愿与对方发生正面冲突。据《新唐书·高丽传》载：“隋末，其王高元死，异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书修好……后三年，遣使者拜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24］又《旧唐书·高丽传》载：“武德二年，遣使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25］隋唐之际，高丽王新死，不愿与唐为敌；唐政权初建，也不愿与高丽发生摩擦，因此两国修好。朝廷若有意将辽州设置于与高丽只有一水之隔的辽水西岸（即今新民市附近）以防御高丽，就不利于两国关系的缓和。

唐与契丹的关系可分为两个方面。从契丹的角度讲，隋唐之际，契丹正处于北方突厥的控制与压迫之下，其中一部分契丹人时常南下侵扰中原王朝北部边境，史载“武德初，数抄边境。二年，入寇平州”［26］。但是，还有一些部落或苦于突厥的压迫，或出于对中原王朝的仰慕，纷纷遣使内附，被朝廷安置于营州辖境［27］。武德元年辽州的设置以及《旧唐书·契丹传》所载“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武德四年，与靺鞨酋帅突地稽俱遣使内附”［28］就是例证。从唐朝的角度讲，唐初，统治者采取积极的政策，既利用契丹，又试图对契丹逐步实行削弱与分化：一方面，统治者有意采取笼络与扶持的政策，利用契丹钳制突厥［29］；另一方面，朝廷安置内附契丹部落，使这些部落从原来的整体族群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央政权直辖的侨蕃州，从而逐步削弱整个契丹［30］。因此，为了实现对内附契丹部落的有效管辖以及对整个契丹的逐步分化，朝廷应当将辽州设置于距离营州城较近的区域，而不是设置在远离营州城的总管府东北边境靠近契丹的区域。(www.xing528.com)

当时，在幽州地区存在与唐政权对抗的割据势力。隋末，罗艺在幽州曾因铲除盗贼、开仓赈穷而“威震边胡，柳城、怀远并归附之”［31］，还曾经“黜柳城太守杨林甫，改郡为营州，以襄平太守邓暠为总管，艺自称幽州总管”［32］。可以说，营州虽然名义上归附唐朝，但与之相邻的幽州罗艺对营州造成的影响与威慑要大于远在关中的李唐政权。此时，除罗艺外，高开道也在距离营州较近的幽州和平州一带活动。史载：“武德元年，隋将李景守北平郡，开道引兵围之，连年不能克。景自度不能支，拔城而去。开道又取其地，进陷渔阳郡，有马数千匹，众且万人，自立为燕王，都于渔阳。”［33］因此，对营州来说，相比于东方和北方的诸外来民族，西南方向幽州一带的各割据势力才是矛盾的中心。武德六年（623）突地稽助唐攻打刘黑闼、高开道就可看作是朝廷借助营州力量牵制幽州割据势力的例证。

因此，武德元年，朝廷在设置辽州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如何对新设置的辽州实行有效控制，并使其彻底从原来的契丹族群中脱离出来；第二，如何让辽州最大程度发挥对幽州地区的牵制作用；第三，如何更好地稳定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此前学者认为，辽州燕支城位于今新民市。此地虽为战略要地，可以北拒契丹，又可以据辽水东阻高丽，但是，结合当时唐与高丽、契丹以及幽州各势力的关系来看，朝廷不应该在此地设州，而是应当将辽州置于距离营州城较近，距离幽州地区也相对较近的区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