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陵的这15合墓志虽处于初唐到盛唐中期不足百年间,但其墓志边饰十二生肖图案的生肖形象、风格、工艺等却不尽相同。笔者现以时间为线索,根据十二生肖形象特征变化、伴生图像和壶门的变化、艺术风格特点、錾刻工艺特点,把15合墓志纹饰十二生肖图案分为早期、中期、中晚期、晚期四个阶段,敬请方家学者批评指点。
早期:代表作品为王君愕墓志、李思摩墓志、统毗伽可贺墓志、牛秀墓志。
中期:代表作品为段蕑璧墓志、唐俭墓志、尉迟敬德墓志、苏娬墓志、宇文修多罗墓志、程知节墓志、李震墓志。
中晚期:代表作品为李福墓志、契苾夫人墓志、翟六娘墓志。
图1 契芯夫人墓志底
图2 王君愕墓志生肖猴图案
图3 牛秀墓志生肖猴图案
图4 段蕑璧墓志生肖猴
晚期:代表作品为李承乾墓志。
现以申猴为例对唐昭陵墓志边饰十二生肖图案的演变加以浅析。
1.十二生肖形象特征变化:
早期延续了隋代写实的生肖形象,总体特征一般以纤细简约的线条刻画的动物原形行走或奔跑于壶门之内、山林之间,其外形与现实中的动物形象比较接近,比例比较协调,生肖形象整体生动可爱,体型大小适中。如王君愕墓志生肖猴(图2)体形比例协调、形神兼备,尾巴短小向后平托于地;又如牛秀墓志生肖猴(图3)体形健壮,形神俱佳,四肢着地呈行走状,除尾巴较短外,外形与狒狒相似。
中期生肖站立或行走状居多,形象逼真灵动,造型优美,生动形象、比例协调,形态各异,聚粗犷与灵动性于一身,雕刻细腻,生肖外形与现实中动物相似度极高。如段蕑璧墓志生肖猴(图4)体形健壮,身体比例协调,这时尾巴变得细长,后腿粗壮,形态与狒狒十分相似;又如尉迟敬德墓志生肖猴(图5)四肢健壮,形象逼真灵动,造型优美,仿佛增添了工匠雕刻艺术中个人的审美观点。稍后的生肖形象不再追求形似,向神似靠拢,体型也没有前期硕大,面貌特征较前期变化较大,形象刻画上加入了明显的夸张手法。如李震墓志生肖猴(图6)形象没有前期逼真,形象神似度较高,恰似写意,显得较为夸张稚气。再如宇文修多罗墓志生肖猴(图7)面部描绘较夸张,头圆眼大,两前爪四个脚趾刻画地粗大尖长,明显带有夸张。
中晚期生肖行走或奔跑状占多数,这时形象亦略显夸张,甚至比例有失协调,特别是动物体型大小比例失真,面貌、形象的相似度与中期相差较大。如李福墓志(图8)猪与鼠同大,兔又比鼠小;又如翟六娘墓志生肖猴(图9)刻画随意,形神均欠佳,更加趋向于写意。
晚期的李承乾墓志生肖多为蹲坐或伏卧状,动物外形比例又变地非常协调,造型沉稳灵动,形象的刻画有了灵性,且仍带有夸张,特意刻画的眼神汇聚了少有的灵气,眼睛大多充满笑意,具有“人气化”特征,这是一个极其与众不同的变化,体现出“开元盛世”带给人们的自信力和满足感。如生肖猴(图10)嘴略显尖长,双耳直竖,眼睛圆睁、眼珠特意刻画,沉稳之中露出霸气,却又含有人的灵秀之气,面部表情更加接近中唐后期出现的“兽首人身”俑。
图5 尉迟敬德墓志生肖猴图案
图6 李震墓志生肖猴图案
图7 宇文修多罗墓志生肖猴图案
图8 李福墓志十二生肖图案
图9 翟六娘墓志生肖猴图案
图10 李承乾墓志生肖猴
2.伴生图像及壶门的变化:
早期:这一阶段壶门形状宽扁,生肖多奔跑或行走于山林之中,伴生图像有山、树冠、流云。山势挺拔,树冠茂密,流云小而密集。山的演变趋势由尖而挺拔逐渐向平缓过渡;流云也由密变疏、云卷由小变大;树冠由小而密逐渐变得大且稀疏,也有偶尔出现的树木。如牛秀墓志的生肖猴(图3)图案中就有粗壮的树木,这也是伴生图像中凤毛麟角的现象。(www.xing528.com)
中期:这一时期壶门主体呈钵形,但壶门形状开始变化多端,如段蕑璧墓志(图11)的不规则矩形壶门,尉迟敬德(图12)和苏娬(图13)墓志的规则矩形壶门。这阶段的生肖或站立或行走,伴生图像有山、树冠、流云、忍冬、蔓草纹饰。山已演变地更加平缓,且绵延相连,只有很小的起伏;树冠也由边沿相连发展到重叠连成一排。发展到程知节墓志(图14)纹饰图案的时候,树冠消失,山也趋于消失,个别动物脚下闪现山峰一角,仅有的云纹也变得大且稀少。其后的李震墓志中山、树冠彻底消失,多为如意云纹相伴,但生肖猴(图6)图案中却出现了刻画简单的石头和花草,是唐昭陵十二生肖伴生图像中唯一出现石头和草本植物的特例,这也许是雕刻过程中工匠的一种大胆尝试也未可知。
这一时期墓志边饰图案最华丽,制作最精美的当属尉迟敬德及夫人苏娬墓志。这2合墓志运用了深减地阳刻的方法,伴生物为忍冬、蔓草、流云纹饰,《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中又称之为“回折花纹”[2]。生肖用花瓶样忍冬纹或三叶蔓草隔开,蔓草纹饰从壶门左右两侧分别向上、下卷曲飘动,末梢相连,壶门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在视觉上感知每侧面的三个生肖同时位于一个大的矩形壶门中,加上栩栩如生的生肖形象,显得更加富丽堂皇,更富有艺术性和观赏性,为志中翘楚。
图11 段蕑璧墓志十二生肖图案
图12 尉迟敬德墓志底侧立面(上、下)
图13 苏娬墓志底侧立面(左、右)
中晚期:这一时期的壶门形状是以墓志侧面整体作为一个矩形壶门,每侧面的三个生肖均匀分布于矩形壶门中,伴生图像以宝相花、并蒂花、蔓草纹饰和云纹为主。前边提到的生肖位置迥异的特例便在这一时期,“昙花一现”的契苾夫人墓志十二生肖图案便是这一时期墓志纹饰图案发展多样性的实物见证。
图14 程知节墓志十二生肖图案
图15 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生肖图案
图16 李思摩墓志十二生肖图案
晚期:这时期的壶门又恢复了初衷,延承了唐初的宽扁形状,整体雕刻笔法细腻庄重,伴生图像为大而稀疏的云纹,且多从生肖脚底部向上卷曲升起,与前期云朵多位于生肖头部或从身后向头部卷曲飘动的构图有所区别,云朵也不像前期的优美轻盈,而是在云头雕刻数个短线条用以表现云头的卷曲弧度,线条张扬劲健却又显得繁缛华丽(图10)。
3.艺术风格变化:
早期的艺术风格写实性强,线条简约、流畅,有的略显拙朴。如统毗伽可贺敦延陁墓志(图15)纹饰雕刻简约,甚至有些质朴;又如牛秀(图3)、王君愕(图2)、李思摩墓志(图16)的生肖,形神兼备,纹饰流畅,任情刻画,极富情趣。
中期风格延续写实特点,却已彰显出唐代特色,变得精美细腻、线条流畅,纹饰华美,图案显得工整、庄重、富丽华贵,构图较前期略显繁缛,其风格以整饬、凝重为主,同时又刻画出生肖的灵活生动。如尉迟敬德和夫人苏斌墓志纹饰线条流畅,生肖形象灵动可爱,属于唐代石刻墓志中的佼佼者。这一时期也有线条简约的个例,但却于简约之中略带夸张,使生肖形象显得机警可爱。如李震墓志简单的线条让画面接近简笔画,利用纤细的阴线刻,很随意地刻画出简单的流云、石头、花草,线条纹理虽略欠工整,却与简约之中呈现出机警可爱又稚气的生肖形象。
中晚期仍为写实风格,线条没有中期流畅,中期显露出的一丝简约与稚气在这时已演变成主流特色,线条刻画变得随意。如契苾夫人墓志生肖(图17)形象大形相似,比例欠佳,构图简单,刻画随意、线条略显粗糙;又如翟六娘墓志纹饰线条简约,生肖面部刻画较夸张,比例也欠协调,仿佛加入了人的思想意识,刻意追求一种唐人思想意识中对十二生肖神灵化的认知理念。
晚期的李承乾墓志图案风格,线条繁缛却又不失庄重,刀法细腻稳健,缺乏流畅感,于张扬、繁缛中透出一种华丽富贵的感觉,尤其是对生肖形象面部刻画的改变,更加突出了生肖的灵性与人气化。
唐昭陵墓志十二生肖艺术风格从最初的线条简约拙朴发展到流畅细腻、以刀代笔、刻划生动、艺术表现力极强,继而又回归初衷,线条简单但含蓄夸张,最后演变到线条细腻稳健,繁缛华丽,更加接近盛唐繁荣昌盛的勃勃生机,充满积极向上的自信力。其雕刻线条的艺术特点在每一时期都充分显现出各时期的艺术魅力,其艺术效果无论是流畅生动还是沉稳厚重,都代表了该时期的艺术风格。
4.錾刻工艺特点:
早期的4合墓志图案中,有3合錾刻工艺以减地阳刻为主,辅助以阴线刻细部;1合为纯阴线刻。中期的7合墓志中,有2合以减地平刻为主,同时以阴线刻细部;3合以深减地阳刻为主,也运用阴线刻细部;1合为减地阴刻;1合为纯阴线刻。中晚期3合墓志中,有2合以减地阳刻为主,阴线刻细部;1合为纯阴线刻。晚期的李承乾墓志石刻以浅减地阳刻为主,阴线刻细部,之所以称为浅减地阳刻,是因为图案的减地雕刻如不仔细观察,极易认为是纯线刻工艺,如《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中便这样描述“四周线刻十二生肖”[3]。
图17 契苾夫人墓志生肖猴图案
唐昭陵十二生肖纹饰图案的錾刻工艺有减地阳刻、减地阴刻、减地平刻、纯阴线刻四种主要錾刻方法,这几种方法或单独使用,或交错运用。仔细分析,无论那个阶段,雕刻方法都以减地阳刻居多,且凡以减地刻为主的雕刻,都无一例外地运用了阴线雕刻细部。不难看出,初唐到盛唐时期人们不仅钟爱减地阳刻的艺术手法,而且对能刻画细枝末端的纯阴线刻也情有独钟,这里例举的15合墓志中,其錾刻工艺就始终以阴线刻贯穿其中,这是唐昭陵十二生肖图案雕刻工艺中的一个錾刻特点。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认为,传世的碑碣及墓志四边,雕镂花纹,常极精致,“不仅可以窥见当时艺术之风尚及其造诣,且亦可以做为断代之标准”[4]。唐昭陵墓志十二生肖纹饰图案无论是其纹饰的精美还是图案风格的变化,都体现出该时期的墓葬文化及时代标准,图案的演变特点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十二生肖形象的演变。生肖形象最初延承了隋代风格,随着唐代风俗文化以及唐人思想的转变,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形象接近中唐后期的兽首人身的生肖俑形象,这时十二生肖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有了神化与人气化的演变效果。晚期的李承乾墓的生肖形象便露出了兽首人身形象的倪端,这也是笔者把李承乾墓志生肖图案单独列为一个演变阶段的原因,该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形象显露“人气化”端倪最具体的表现,便是十二生肖均眼带笑意,生动传神,仿佛被赋予了“思想”,具有明显的“人性”特征,是唐代十二生肖图案自身风格特点的形成期。从张蕴先生的论文中可以看到,西安地区墓志边饰十二生肖兽首人身形象出现最早的是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的“唐故程府君墓志”[5],比李承乾墓志晚29年。除墓志外,1982年唐肃宗建陵(763)内城门外出土了两件兽首人身的石刻生肖俑,时间比“唐故程府君墓志”早4年,“它是目前北方地区发现持笏生肖俑的最早一例,标志着唐代帝王陵墓石刻的转型”[6]。可以这样认为,唐昭陵墓志十二生肖形象发展到晚期,面部形象已接近中唐后期的兽首人身俑,其后不久便出现了兽首人身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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