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卢延庆夫妇下葬时间说明

《旧唐书·吕才传》中吕才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五姓墓葬法：“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载，乾坤之理备焉；一刚一柔，消息之义详矣。”［24］虽然吕才对此法持反对态度，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五姓墓葬法在民间的流行。沈睿文先生认为，唐太宗令吕才编订《阴阳书》虽然让吕才一派的观点在唐玄宗以前的社会某些阶层，至少在唐朝最高统治阶层里占有主导地位［25］，但是对于民间的影响收效甚微，特别是失去了政权支持后，吕才《阴阳书》“逐渐不符合日益发展的占卜术的需要，到唐后期就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占卜书了”［26］。可见唐代民间一直流行着五姓墓葬法，然由于唐代现存资料太少，学者多根据现存敦煌资料来探讨此法在唐代的流行情况。

法国学者茅甘是第一个关注到敦煌资料中五姓说的人［27］，但其使用的材料并不多，分析也不够深入。高田时雄先生在《五姓说之敦煌资料》中用了敦煌的四种资料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资料大约是在9—10世纪，较早者或为8世纪从中原流传至敦煌的文物资料，通过探讨认为当时五姓说在中国流行颇广［28］。黄正建先生认为敦煌P.2534《阴阳书》表明，“五姓”在葬日选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是吉日，会因五姓的不同而由吉变凶。使用“五姓”是唐代占卜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29］。近年来，也有其他学者对五姓墓葬的相关问题做了探讨［30］。

何为“五姓”？“五姓”来自中国古代音律学中的五音，即宫、商、角、徵、羽，汉代时普遍信仰阴阳五行观念，流行把五行观念和五音结合起来解释人事，后逐渐演变为天下万物都可用五音五行来概括，“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31］。在墓葬中的各个环节也广泛运用了五姓，卢延庆墓志为我们提供了武周时期民间利用五姓墓葬法进行择日与择穴的一个实例。卢延庆墓志中明确记载，“谨用商家，克修壬穴”，可知卢在五音中属于商音。将不同姓氏归入五音的方法有多种不同的说法，《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五姓所属”条指出，其中“若以五姓皆因口试呼而配之，口势隆穹者为宫音，口良昌者为商音，口扑（音雹）捉者为角音，舌抵齿者为徵音，口偻窭（上音镂，下其短切）者为羽音，则吴、卢平声同韵，口势则近于偻窭，卢乃属商，吴乃属羽矣”［32］，即按此法卢属商姓，但在卷后所附的姓氏表却将卢、吴都归之为羽姓，则可能为宋代将卢归之为羽姓。敦煌现存文书P.2615背面记载了对五姓的分类，其中卢姓属商姓［33］。高田时雄先生的《五姓说之敦煌资料》中收录了藏文写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并注明了汉语译文，其中卢属商姓［34］。据此，可以认为将卢姓归于商姓是唐代人的做法。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凡葬，先择年，年吉然后择月。若袝葬及从葬先茔，必得蒿里、黄泉合通开年月。若别卜兆域，须太岁纳音与姓相生则吉。”［35］卢延庆夫妇合葬的日子为圣历二年（699）太岁己亥八月癸酉九日庚寅坤时，而且墓志还写到“魁刚藏设，薨里与黄泉共通”，这里的“魁刚”应指“河魁”和“天罡（刚）”，为古代星占家所说的月中凶神，“薨里”应指“蒿里”，“蒿里”与“黄泉”本指人死后所去之地。此日是否依照《重校正地理新书》的理论，选择了“蒿里、黄泉合通开年月”呢？

《重校正地理新书》卷十“年月吉凶”记：“太岁在子午卯酉，名大通年，又用二月、八月、五月、十一月，名大通月。”［36］《六壬式》的方法是“以河魁加太岁月建，视甲庚丙壬下临四季善者，即四仲岁月是也”［37］。大通年和大通月是指仲年和仲月，《冢记》云：“四仲岁月鬼道通，丘丞墓伯纳其踪，尔时葬者大有功。”［38］可见大通年和大通月因“鬼道通”而有利于下葬。《青乌子》：“以天刚加岁月建，功曹、传送临五姓大小墓，名蒿里、黄泉，大通之岁月也。商角利于卯酉年及二月、八月，徵羽宫利于子午年及五月、十一月，不离四仲也。”［39］《茔原总录》记载的更为清楚，“凡吉葬，必以之姓音二墓上，取合蒿里、黄泉、光明、沐浴为善，惟之法，常以天罡加岁可（月），功曹临墓，名蒿里，传送临墓，名黄泉，胜光临墓，名光明，神后临墓，名曰沐浴，得此上吉”［40］。可见这里的蒿里和黄泉指的是功曹和传送，因临五姓墓使鬼道通而有利于下葬，对于商姓来说应选择卯酉年和二月、八月。同样地，《重校正地理新书》对小通年进行了解释，“太岁在寅申巳亥，名小通年，又用正月、七月、四月、十月，名小通月”［41］，“商角利于巳亥年及四月、十月”［42］。卢延庆下葬所用年圣历二年（699，太岁己亥）为小通年，所用月八月为大通月，经云：“如大通年用小通月，小通年用大通月，交互用之，无不利也。”［43］所以其下葬年月的选择符合这个理论。(www.xing528.com)

《葬记》云：“岁之善不如月之善，月之善不如日之善，日之善不如时之善，时之善不如地之善。”［44］可见择日中除了年月吉利之外，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吉日和吉时。《重校正地理新书》中记载了择日之法有三甲子，分别为天上甲子、人中甲子和地下甲子，“动土、祭地用地下甲子及人中甲子通者为吉”［45］。卢延庆下葬日子为八月九日庚寅，“庚寅日，合地下庚申，正月、七月为复日，四月为天刚，十月为河魁，正月为建，七月为破，余月吉”［46］。而且在“杂吉凶日”中记载了推五姓功曹、传送吉日，其中，“商姓庚寅为功曹，庚申为传送”［47］。对于商姓来说，人中甲子为庚寅日，合地下甲子庚申日，这两日刚好为功曹和传送，这也符合了上述的功曹和传送临五姓墓为蒿里、黄泉使鬼道通而有利于下葬。

择日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择时，《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择时吉凶”写到：“择时之法，推加临，盖古说者，四杀有凶时六，五行有墓枝四，其所临皆凶。故善用时者，使六神受制，四杀没于四维。”［48］所谓四杀者，“寅午戌，火之位，杀在丑。丑为大吉，金墓也。亥卯未，木之位，杀在戌，戌为河魁，火墓也。申子辰，水之位，杀在未，未为小吉，木墓也。巳酉丑，金之位，杀在辰，辰为天刚，水土墓也。其所临十二辰，非人生之岁，则行年也。若月将加临时，在乾坤艮巽之上，皆不见人，则四杀没于四维矣。旧说四杀没有常时，孟月甲丙庚壬，仲月乾坤艮巽，季月乙辛丁癸是也”［49］。《重校正地理新书》中关于四杀的理论与《钦定协纪辩方》关于“四大吉时（四煞没时）”的记载基本一样，四杀为凶煞，所以通过月将加临的方法让四杀隐没于四维中，转凶为吉。吴羽先生认为：“六神藏、四煞没的四大吉时，是根据六壬式理论，运用六壬式盘推断而来的吉时。”［50］而且“唐代四大吉时的孟、仲、季月也是指星命月的孟、仲、季月”［51］。卢延庆下葬选择的八月九日，所在星命月亦为八月，为四仲月之一，应用乾坤艮巽时为吉，所以卢延庆夫妇下葬选择的时辰为坤时，符合这一理论。

墓志中还写到：“神将加临，德辰将白露相会，百祥符协六位。”“‘五姓墓葬法’在经过了南朝和隋唐的发展之后，已经形成了以‘神将’为基础的成系统的体系。”［52］《易》曰：“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也。”［53］墓志中这句话的具体含义还有待解释，但因是生人对死者的一种祈祷，希望“神将”能来保护死者，死者能早日御天。

因此，卢延庆夫妇下葬时间的选择符合“五姓墓葬法”中关于商姓择日的相关理论。“圣历二年（699）太岁己亥八月癸酉九日庚寅”这一日子为下葬吉日，小通年用大通月，其年月日的选择都使功曹和传送临商姓墓为蒿里、黄泉，使鬼道通而有利于下葬，这也与墓志中所记的“魁刚藏设，薨里与黄泉共通”相呼应。坤时的选择则使四杀隐没于四维中，为下葬吉时，卢延庆墓志也可以证实《重校正地理新书》中所载“五姓墓葬法”已在唐代民间的墓葬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