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淹家族出身于唐太宗子纪王房，尽管在越王贞的叛乱中，纪王李慎没有参与。但是作为李唐皇室近枝，仍然遭到了武则天的屠杀。在平定了徐敬业、越王贞叛乱之后，已经没有别的力量与之抗衡了。正如志文所说：“弟兄南北，痛彭泽之雁分；父子东西，悲颍川之星散。逮乎总角，数岁荒陬。恒喻已于蕣华，每方身于朝露。三江漂母，食闵王孙；五鹿野人，块贻公子。”史书也记载：“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百余家。”［18］因而结合墓志可知，当时的李唐宗室被武则天诛戮殆尽，幼小者发配岭南。根据《新唐书》记载：“永昌时，行远、行芳斥嶲州，六道使至，行远先就戮，行芳幼当赦，抱持请代，遂与俱死，西南人称死悌云。”［19］吕思勉先生认为：“然后所杀戮最甚者，为唐之宗戚。”［20］根据志文可知，李行淹生于光宅元年（684），当时还是孩童，在赦免之列，然而由于被发配边地，生活困苦。这在志文之中也有所反应。
志文记载“爰及弱冠，复遇中兴。继绝之典攸开，茅土之封斯列。初袭封徐国公，食邑三千户，辩方色也。”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初，武后诛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吴王恪之子郁林侯千里，褊躁无才，又数献符瑞，故独得免。上即位，立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武后所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匿民间，为人佣保。至是，制州县求访其柩，以礼改葬，追复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21］李行淹也是在神龙政变之后，李唐光复，其爵位被恢复。尽管唐中宗到唐睿宗时期，政局不稳，但是宗室子弟特别是遭到流放的，大致都回到两京地区。
根据志文记载李行淹释褐担任右骁卫长史，根据《旧唐书》记载门荫入仕，往往授予亲勋翊卫［22］。根据相关研究认为释褐是获得了职事官，也即入仕［23］。不久又担任殿中尚衣奉御。根据记载可知殿中尚衣奉御从五品上，职责为掌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24］。根据志文记载“又蒙恩制，兼秦州别驾”。根据相关研究认为“兼”主要用于职事官阶比散官高时使用，然而也有作为兼职的意思［25］。然而志文中的“兼”，笔者认为应当是作为寄禄官使用的。在唐代秦州是中都督府［26］。根据记载中都督府的别驾为正四品下［27］。因为殿中尚衣奉御处于禁中，经常接触到皇帝，并且在殿中省任职者多为皇亲国戚。因而李行淹担任殿中尚衣奉御为从五品上，但是在领取俸禄时则是按照正四品下的秦州别驾职位领取。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研究，别驾作为州府上佐官，地位重要，任务繁重［28］。况且李行淹处于禁中，不可能去处理秦州的事务，因而这里的“兼”当作为寄禄官。
根据志文“属皇上养德春阑，官寮妙选，俄迁太子左内率府率。岂谓不矜细行，朋友相愆，白简遽陈，遂黜袁州别驾”。志文中的皇帝当是唐中宗，则其时唐中宗的太子也即后来谥号为节闵太子的李重俊。根据《资治通鉴》：“秋，七月，戊申，立卫王重俊为太子。”［29］根据《新唐书》记载：“重俊性明果，然少法度。”［30］由于不是韦后所生，与安乐公主之间矛盾激烈。因而不得已最后发动兵变，最后兵败被杀。［31］根据记载可知太子左内率府率为正四品上，掌兵仗、仪卫［32］。然而太子发动兵变是动用了左羽林军，最终兵败被杀，最终在唐睿宗时期赠节闵太子［33］。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僚属无敢近太子尸者，唯永和县丞宁家勖解衣裹太子首号哭，贬兴平丞。”［34］由此可见，尽管李行淹没有参与兵变，但是仍然被贬为外官。吕思勉先生认为这次兵变的参与者，“元忠文人，且已老，多祚则拥立中宗者，夫岂有叛心？二人亦与重俊之谋，而朝局之危可知矣。”［35］(www.xing528.com)
李行淹被贬为袁州别驾，根据记载袁州为上州，有口十四万四千多［36］。根据翁俊雄先生的研究认为除了府、望、紧等州，其余的上中下州以户口多寡定级［37］。则袁州从户口上看属于上州，则上州别驾为从四品下。因而从李行淹被贬来看，尽管任职于东宫，而没有受到牵连，可见其平时当与太子来往不密切。袁州尽管作为上州，但是正如志文所说“虽境连吴壤，而物薄京华”。一方面说明这一地区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物资的丰富与长安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士子都乐于担任京官而不愿意担任地方官。
尽管不乐意担任地方官，但是根据志文“一自抚临，再易风教。途中见遗，等楚子之亡弓；垄右逢耕，偕周夫而让畔。钦欤明德，弼我黎甿，攀恋未终”。由此可见李行淹在别驾任上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另一方面别驾作为州上佐，地位十分重要［38］。尽管志文记载李行淹在任上的功绩，然而志文又载“旋除汾州别驾”，可见其担任袁州别驾时间不长。根据相关记载可知，李行淹应该是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太子李重俊兵变失败左迁的，之后旋除汾州别驾，当在李隆基发动兵变诛杀韦后之后。唐朝从武则天建立武周，实行酷吏政治，一直到李隆基诛杀韦后，连续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告一段落。吕思勉先生高度评价了李隆基诛杀韦后，他认为：“武氏余孽，至斯而尽，时局乃有澄清之望矣。”［39］
根据记载可知汾州为望州［40］。根据翁俊雄先生的研究认为望州是保护东都的屏障，地理位置重要。根据记载可知汾州有人口达32万之多，当然也代表了其重要性。因而李行淹能够从江南的袁州调到汾州担任别驾，最起码的是离京城又近了一步。根据志文记载：“又承天涣，改授太子右赞善大夫，夙夜匪懈，祇奉皇储。”则当是唐玄宗即位之后的事情。根据《新唐书》记载：“三年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谦为皇太子。”［41］则李行淹当是在开元三年之后，又一次回到京城的。尽管太子右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从品级上比其担任别驾还要低，并且东宫官员很多只是徒有其名。然而无论如何，从地方回到京城，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李行淹早已经疲倦于政事了，正如志文所载：“每至罢朝，退娱私馆；开筵列坐，亲友盈门。或谓众宾曰：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大度嵑然，咸此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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