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豹图》乾陵文化探讨

笔者在复原《驯豹图》时，有几点疑惑，在此提出来，以便同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服饰的统一性。《驯豹图》中的八位驯养师皆穿胡服，有1人（东壁第二人）着双翻领（也称折领）窄袖却袴长袍，其余7人皆为圆领窄袖却袴长袍。圆领、单翻领、双翻领皆为胡服系列，只是圆领较为常见，且汉人较为喜欢，成为常服的一种。相对于三角形的单翻领，双翻领在唐代的流行程度较高。可能是对称性以及缘边的装饰效果［5］。这些驯豹者本应着装统一，画工为何让他们有穿戴差异？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为了追求画面的变化效果而故意为之的。

第二，画面的缺失与遗忘。驯兽工具是驯养师必备之物，要随时随地防止猛兽逞凶伤及人身。在《驯豹图》中，牵豹人或手拿或腰间斜插一黑色圆头直杆的驯兽工具——“挝”。申秦雁女士在《唐墓壁画中的“挝”及其流变》［6］一文中，对“挝”的用途有详细的表述，认为“挝”是驯马工具，除此之外还用于驯豹、狩猎和防身警卫等。但两幅《驯豹图》中东壁第二人、西壁第一、二、四人手中和腰间都不见挝的痕迹。这么重要的工具是画工遗忘了还是另有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就是驯豹人腰间佩带的鞶囊，此物在唐墓壁画和出土的各类文物中能看到大量的实物资料。鞶囊在当时是盛放手巾杂物等的，男女均可佩戴，是必不可少的饰品，一般与革带、蹀躞带等一起使用。但东、西壁的第二人腰间似有鞶囊的缺失。如当时未画，应是遗忘；如有痕迹存在，应是画面缺失。根据这八人的身份、着装和佩饰应该统一的原则，因此笔者在复原时参考其余几人的鞶囊，又根据樊英峰、王双怀先生编著的《线条艺术的遗产：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7］一书中的鞶囊样式添加了鞶囊。对于东壁第一只猎豹和第一棵植物的缺失，笔者参考了唐昌东先生《大唐壁画》［8］和罗建福［9］先生的《驯豹图》复原稿作了画面的补全。从整个画面来看，东壁南起第一棵、西壁南起第一、四棵应是草本的花卉而不是木本的树木。

第三，猎豹与猞猁之别。文字记载用猎豹、猞猁狩猎的资料虽少，但我们可从其他方面找到相关使用情况。如在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狩猎出行图》中，就画有花斑猎豹和猞猁这两种动物［10］。另外还可从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胡人骑马戏豹俑和彩绘骑马狩猎俑上看到狩猎时携带猎豹的情形［11］。（图2）猎豹头小而圆，体形与四肢较长，全身毛色浓黄，上有黑色圆斑。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这种豹是来自印度的一种猎豹，比非洲豹小，但善于短距离奔跑，时速可达100千米左右［12］。猞猁外形似猫，但比猫大，比豹小，体长85—105厘米。身体粗壮，四肢较长，尾巴短散，尖端有黑色丛毛。耳尖上有明显的丛毛，两颊有下垂的长毛，腹毛也很长。脊背的颜色较深，全身布满像猎豹一样的斑点，毛色变异较大，有乳灰、棕褐、土黄褐、草黄褐及浅灰褐等多种颜色。该动物在唐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中也有出现，说明当时狩猎时除了猎豹，还有猞猁、波斯犬、鹰、鹞等之类的凶禽猛兽。对于猞猁的认知，蔡昌林先生在《唐墓壁画中的动物》［13］一文中谈到吴作人、王世平、唐昌东等先生都认为此是猞猁无疑。

图2　猎豹与猞猁（图片采自网络）(www.xing528.com)

那么从东、西壁的《驯豹图》来看，东壁的第一只、第三只和西壁的第二只、第四只为同一类型的动物，当属猎豹；东壁的第二只、第四只，西壁的第一只、第三只属于同一类型的动物，其毛色呈现黄褐色，体形小于猎豹，特征与猞猁相似，因此，《驯豹图》中的8只动物其实只有4只是猎豹，其余4只是猞猁。王仁波先生在《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一文中也怀疑该动物非猎豹，只是未确定是那一种动物，遂用“兽”来加以区别。另外，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乾陵博物馆共同编著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报告》明确指出：猞猁小头，短尾，身肥，其图中，东壁第二、四，西壁第一、三皆为猞猁［14］。因此，如果分析结果成立，此图应改名为《驯兽图》，而非《驯豹图》或《八豹图》。（图3）

图3　牵猎豹与牵猞猁（懿德太子墓第一过洞东壁）

第四，构图布局的合理性。唐代壁画中大量使用红色斗拱、廊、枋、柱、踢脚线等“影做木构件”绘画布局，与墓室结构形成统一，这在前后墓室特别明显，画面均分布在红色的建筑框内。仔细研究东壁的《驯豹图》，笔者发现，此图在构图上有不当的地方。如此图上端能看到最初的起稿线，但为了避免影做木构直接下压人物的头部，故定稿时将起稿线上移了近4厘米。然而第一人整体构图还是稍低一些，使人物的脚部超出了红色踢脚线外。鉴于第一人定稿位置不当，第二人便在定稿时做了调整，腰部以上未做变化，腰部以下进行了压缩，这样就使人物腰以下变得太短，导致整个人体比例结构失调，且重心偏移，有前倾之势。第三人、第四人在定稿时趋于合理，上下距离适中，人物比例得当。我们从画面留下的起稿线来看，人物和动物在定稿时反复修改了好几遍，并留有淡墨勾线的痕迹和局部的错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