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的石刻马艺术

图3　唐陵石刻仗马遗存

唐陵石刻马在唐陵石刻组合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前人石刻艺术长期不断发展与演变中渐趋完美并走向成熟，这与唐人好马和尚武的习俗不无关系。唐代历史上有一批著名的鞍马画家，有关马的绘画作品不胜枚举，足以见证唐人对马的表现有着特殊的偏好，曾经盛极一时的舞马与马球运动也为诗人和艺术家提供了生动的创作题材，有关吟咏舞马和马球运动的诗词比比皆是。另外，在陶俑、铜镜等出土文物中均有表现舞马和马球运动的实物，唐陵石刻仗马在艺术风格上与同时代的绘画、彩塑、陶塑及金银工艺品的马的造型风格一脉相承，表现形式上也都极为相近，仅仅是材质上的区别。唐陵石刻马整体造型以圆雕的形式表现，马身上的配饰及马的装饰则采用或浮雕或线刻或浮雕线刻相结合的雕刻手法表现，由于石料色彩的单一性，使得石刻作品不同于绘画可以借助色彩的变化来表现物体的层次、质感和结构，更不能像小型金银铜器用通身繁复的图案加以装饰。唐陵石刻马的雕造者创造性的将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手法运用其中，既保留了整体造型的浑厚圆润之感，又丰富了局部细节的装饰效果，这种整体与细节装饰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是唐代石刻艺术所最为独特的艺术风格。（图4）

图4　唐代各种艺术形式马的造型

3.1　宏大体积与陵山相融

唐陵石刻以自然的山陵作为依托，将雕塑艺术与大自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用石雕艺术赋予自然灵性，有人将它定义为大地艺术并不过分。唐陵石刻马作为这种大地艺术中的一部分，其艺术属性得到了规定。所以，无论石刻仗马还是翼马都以天然山陵作为主体，以人为的手段强化山陵的主题。由于帝陵石刻注重表达王权与秩序，因此，在造型上体现出一种由内而外的庄重威严的气势。浑厚简洁的外形恰恰与自然山势形成相互和谐的呼应关系，因此唐陵石刻马都用简单的轮廓雕刻出马的外形特征，四腿及尾部都只做简单地处理，整体造型酣畅大气。这种简捷的外形特征，强调了石刻的整体艺术效果，使得石刻马在旷野中更有体积感而不显庸遢，突出了其象征和仪仗的功能，也符合其作为组合群雕要注重整体效果的要求。这种坚实的体量感所传递出的稳定性正是帝王所追求庄重的造型以及严整的秩序感的直接表达，同时，坚实的体量感所散发出的外在结构的线性张力，赋予原本冰冷坚硬的石质以流动的生命韵律。圆润流畅的外轮廓线将石刻的厚重与线的向外张力相互融汇在一起，所有外形的轮廓线都用向外凸出的弧线去构建，内部丰满雄厚的体块又体现出线的外在扩冲力量，而这种超自然的力感又于巍峨壮阔的自然环境中得以消减，从而达到了视觉上的平衡。(www.xing528.com)

3.2　浮雕、线刻相结合

在唐陵石刻马中，“昭陵六骏”是唯一以独立浮雕形式出现在陵园中的石刻。“昭陵六骏”浮雕是唐陵石刻艺术中将浮雕与线刻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开创了唐陵石刻艺术写实手法表现的先河，其后的唐陵石刻马虽然多以圆雕形式出现，但大多唐陵石刻马也都运用了这种雕刻手法。唐陵石刻所有的细节表达几乎都运用了这种表现手法，尤其是盛唐时期的石刻，艺术表现趋于成熟，浮雕与线刻相互转换自如，仗马的造型具有一定的写实性，盛唐和中唐时期马的佩饰雕刻完美至极，在空间及层次的处理上自然顺畅。这种风格在乾陵、桥陵、泰陵、建陵石刻马遗存中表现尤为突出，中、晚唐时期的石刻马整体上更加的写实与流畅，虽然体积有所缩减但马的装饰雕刻更加细腻精美，泰陵、建陵、光陵和崇陵的石刻马中都可以看到这种雕刻手法和精美的制作。

3.3　线刻手法

唐陵石刻马的装饰图像中除了浮雕手法以外，还有线刻手法的运用。以线造型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造型方式，在传统绘画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古典雕刻深受传统绘画影响。在传统中国画中，“游丝描”“铁线描”“兰叶描”等线描形式，都是以线造型，在传统石雕中，线刻也是极为普遍的造型方法，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魏晋时期的佛教造像在线的运用上都有独到之处。唐陵石刻马的线刻分为阴线刻和阳线刻两种，石刻马装饰图像的雕刻阴线刻与阳线刻都有应用。唐陵石刻马装饰雕刻线的表现手法有很强的节奏感，线刻作为局部突出体积的补充使得唐陵石刻马的装饰更为细腻丰富。唐陵石刻马在前人石刻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并有所发展，并将这一传统表现手法运用于唐陵石刻马装饰图像中，其中仗马和飞马的鬃毛雕刻完全以线塑造体积，细腻流畅，用圆雕的手法分出鬃毛的体积，再用阴线雕刻勾勒细部。飞马四腿间均为实体造型，先以阴线雕刻出云纹，再用阴线雕刻出每朵云的外形结构，突起的云纹部分则显得十分饱满。除阴线刻外，唐陵石刻马装饰图像也用到了阳线刻的手法。如装饰于仗马额前的杏叶当卢和宝相花饰就是用阳线雕刻的手法，阳线线刻将马饰的丰富花纹及叶脉表现得生动具体，充分显现出大唐艺术的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