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经济方面的蠹财损民

佛教运动以消耗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为特点，人数庞大的出家人和无休止的佛寺建筑消耗了大量的金属、木料、人力。士大夫的反佛大多都会涉及佛教在经济方面的消极影响，这由士大夫的政治身份决定。他们是帝国政权事务的具体执行者，是联系帝王与百姓的中间枢纽，更为深刻地体会到佛教发展对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僧尼人数众多，不耕不织，享有免税特权。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僧尼人数众多，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傅奕曾说：“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德宗时期彭偃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12］李翱曾在《去佛斋论》中提及“故其徒也，不蚕而衣裳具，弗耨而饮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养已者，至于几千百万人”［13］。

尤其需要指出两个问题，一是僧尼享有免税的特权，二是僧尼大多出自农民。僧尼享有免税特权，当了僧尼就意味着可以免去租庸调三种赋役，许多人争着度为僧尼，这导致私度、滥度僧尼人数的增多。中宗时期，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上官婉儿等收受贿赂，只要出钱三万，便可度为僧尼。而且僧尼大多出自农民，“学佛之士多自农出”，一旦度为僧尼，便可以摆脱田间劳动。这对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国家而言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信号，由于佛教的发展而使农民度为僧尼的人数增加的比例无论多么微小，都足以引起严重问题。

2.广建佛寺，大造佛像，耗费人力物力(www.xing528.com)

佛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佛寺和佛像的大量营建。佛寺修建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木料、砖头，这就会出现滥伐森林、烧窑引起地下昆虫的死亡等问题。佛像的营造，需要金银铜等贵金属，势必造成金银铜的减少。佛寺佛像的营建需要调发大量农民，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围绕这些问题，士大夫纷纷反对消耗人力物力的营建活动。

圣历三年（700），武则天要造大像，用工数百万。狄仁傑上书劝谏，“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绘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14］。指出营建活动规模宏大，装饰奢华，不仅需要消耗木材、珠宝，还要耗费大量的人力。长安中，武则天想要在白马寺坂营建大佛，张廷珪谏阻，“如佛所言，则陛下倾四海之财，殚万人之力，穷山之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虽劳则甚矣，费则多矣，而所获福不愈于一禅房之匹夫”［15］。指出佛像的营建需要倾竭财富，耗费人力，而所获之福微小。而且他从佛教中找出反对论据，“况此营建，事殷土木，或开发磅礴，峻筑基阶，或塞穴洞，通转采斫，碾压虫蚁，动盈巨亿。岂佛标坐夏之义，愍蠢动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营……岂佛标徒行之义，愍畜兽而不忍残其力哉！又营筑之资，僧尼是税……岂佛标随喜之义，愍愚蒙而不忍夺其产哉！”［16］营建活动中的土木工程，尤其烧窑会碾压蝼蚁、爬虫，那是佛教标榜的不忍残害生灵之教义？用佛教宣扬的教义攻击佛教无形中便增强了说服力。中宗时期，佛寺营建活动众多，且宏大富丽，韦嗣立曾指出“臣窥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材，动至千万以上”［17］。辛替否甚至指出“天下之财佛有七八”“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以食矣！”［18］虽有夸张成分，但足以看出佛教对人力物力侵占的严重程度。

3.寺院经济发展，控制大量田产、财富和劳动力

寺院的修建需要占用土地，而且寺院经济主要以田产为主，朝廷时常赏赐、馈赠、施舍给寺院大片庄园，并且不需要缴纳赋税。《法苑珠林》载：“国家大寺，如长安西明、慈恩等，除口分地外，别有敕赐田庄。所有供给，并是国家供养。”［19］寺院经济的发展需要僧尼人数的壮大，同时伪滥僧人和寺院荫庇下的农户也处于寺院控制之下，这减少了国家控制的劳动力数量，同时也减少了国家赋役的增收。狄仁杰曾就此事发表言论，“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千数”［20］。而且武宗灭佛时，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21］。这些数字之大，足以表明寺院经济对国家田产、财富、劳动力的占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