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唐宗三教并行的宗教政策

睿宗即位，于景云二年（711）四月颁布了《令僧道并行制》：“朕闻释及元宗，理均迹异，拯人救俗，教别功齐。岂于中间，妄生彼我……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齐行并进。”［8］制中认为佛教、道教殊途同归，不应相互诋毁，规定今后“齐行并进”，不分先后。

从睿宗开始，除玄宗抑佛、武宗灭佛外，皇帝大都崇奉佛教，礼遇道教，实行睿宗时期三教并行的宗教政策，尤以宪宗和宣宗崇佛渐隆。在这种宗教政策下，佛教的发展是远远超过道教的。佛教和道教的差异早在南北朝时就展开过讨论，佛教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理论对生活困苦的下层民众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而且修行方式简单，拥有广大的受众群体。而道教基于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老，注重炼丹，道业与道果的必然对应关系上缺乏因果论证，对下层民众来说吸引力较弱。

这一阶段，睿宗时期的辛替否，肃宗时期的张镐，代宗时期的高郢，德宗时期的杨炎、彭偃，宪宗时期的薛存诚、吕元膺、韩愈、李翱，文宗时期的崔蠡，武宗时期的李德裕，宣宗时期的孙樵，懿宗时期的李蔚、刘允章等都发表了反佛言论。其反佛言论的出现与宗教政策的变化、时局的几经变迁等有密切关系。(www.xing528.com)

唐代士大夫反佛的时间、反佛士大夫人数的稀疏密集程度与唐代宗教政策变化的三阶段密切相关。唐初三帝的崇道抑佛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反佛士大夫较少；其后武则天、唐中宗实行崇佛抑道的政策，涌现出狄仁傑、张廷珪、李峤、桓彦范、韦嗣立、姚崇、辛替否等反佛之士；睿宗之后大都实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因佛教、道教教义与修行方式的差异，佛教在发展程度上占绝对优势，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造成消极影响，辛替否、张镐、高郢、杨炎、彭偃、薛存诚、吕元膺、韩愈、李翱、崔蠡、李德裕、孙樵、李蔚、刘允章等都表示反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