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策：武则天与唐中宗时期的宗教抑制与推崇

武则天统治时期，实行崇佛抑道的宗教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大致归因于她人生的三大阶段。年少时期，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信佛，受母亲感染，倾慕佛教，“朕幼崇佛教，夙慕归依”“朕爰自幼龄，归心彼岸”都表明武则天与佛教在年少时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感业寺至称帝之前，武则天从佛教中找到了女人可以当皇帝的依据，《大方等大云经》卷六讲此后七百年时于南天竺有国，其王夫人生一女，在国王死后“诸臣即奉此女以继王嗣”，佛又预言此女未来之世“当得作佛”［5］。佛教在武则天掌握政权、以周代唐过程中起了舆论导向的作用。称帝之后，为了稳固政权、否定李唐王朝，武则天改变唐初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实行崇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天授二年（691）三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佛教成为武周的国教，“神皇受命不仅是天命，而且是佛命”。同时发挥佛教的教化作用，利用佛教巩固统治。在历史上，统治者的个人宗教倾向往往对一个朝代宗教兴盛起了直接作用［6］。武则天的崇佛即是例证。

中宗即位，“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以）前故事”［7］。这似乎意味着要恢复唐高宗永淳之前的一切制度，改变武周政权时期的政策。中宗也曾一度抬高道教地位，但因皇后韦氏、安乐公主、诸武把持朝政，中宗无力制止，不久便恢复了武周时期的制度，继承武则天崇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广建佛寺，大造佛像，滥度僧尼，佛教势力迅速扩张。(www.xing528.com)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已经有大量的受众群体。加之帝王的崇奉，国家宗教政策的导向作用，佛教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负担。这一时期，许多士大夫纷纷上书劝谏，请求皇帝停止崇佛，主要有武周时期的狄仁傑、张廷珪、李峤，中宗时期的桓彦范、韦嗣立、姚崇、辛替否等。他们的反佛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这与武则天、唐中宗时期大建佛寺、广造佛像、滥度僧尼给社会经济造成的沉重负担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