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到唐朝建立时，已经在中国传播六百多年，势力十分强大。而中国本土的道教历经各朝各代，势力也在逐步壮大。唐朝建立，高祖、太宗、高宗实行三教并存、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教势力的发展，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唐高祖在武德八年（625）所下诏书中明确规定“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先老，次孔，末后释宗”［1］。并且为了贯彻这一政策，于次年五月下诏规定全国佛寺和道观的数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2］。虽然诏书中规定京城留佛寺比留道观多一所，但隋朝佛寺的数量是远超过道观数量的，这也就意味着停罢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多于道观数量，是对佛教势力的变相压制。到太宗时期，贞观十一年（637）颁布《令道士在僧前诏》：“至如佛教之兴，基于西域，逮于后汉，方被中华……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元化。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俗，畅于九有；尊祖之风，贻诸万叶。告报天下，主者施行。”［3］诏书中表达了对外来佛教居先而本土道教居后现象的不满，要求天下奉行道士在僧尼之前的诏令。高宗时期对道教的礼遇颇隆，乾封元年（666）到亳州祭拜老子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礼遇道士，增置道观。而对佛教虽无明显反对之举，但并不推崇。
在唐初三帝崇道抑佛的宗教政策之下，佛教的势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处于国家控制能力范围之内。除太史令傅奕外，其他士大夫并无激烈的反佛言论。傅奕在武德四年（621）和武德七年（624）两次请求除去释教的上书是发生在高祖颁布诏令之前。他于武德四年（621）上奏《请废佛法表》，武德七年（624）再次上疏请除去释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量。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4］指斥佛教之弊，要求废除佛法。(www.xing528.com)
表一 唐代士大夫反佛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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