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科举取士进而获得一官半职，这是唐代文人最为直接的谋生出路。但文人在唐代经常会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如王勃位列初唐四杰之首，却授官不过朝散郎；温庭筠能八叉手而成八韵，却屡举进士不第，官不过国子监助教。文坛颇负名望之人，往往难以位列高官，有时甚至为朝廷排挤，不能谋得官职。像白居易官至太子少傅、元稹官至尚书左丞的杰出文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不能在政坛上身居高位，也就无法在俸禄上得以丰足。对于大多数唐代文人来说，“士俸钱至微，除一项之外，更无所谓料券、添给之类者”［52］。俸禄作为最直接的收入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诗文中常见唐代文人对于禄薄家贫的感慨。
颜真卿为刑部尚书，已是不低的官职，尤举家食粥，乞米于李大夫，自叹“拙于生事，举家食粥来已数月，今已罄乏，祇益忧煎”［53］。刘长卿在诗中自叹“薄俸不自资，倾家共人费。顾予倦栖托，终日忧穷匮”［54］。韩愈“旅食京师”，自称“求斗斛之禄”［55］，在京八九年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56］。刘禹锡除秘书监而禄俸略同，故而其友白居易感叹“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57］。当然，文人中也并非没有特例。元稹最高官至尚书左丞，诗中自称“今日俸钱过十万”［58］。白居易初任校书郎时就已“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59］，兼京兆户曹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60］，为太子少傅后“月俸百千官二品”［61］“品高俸不薄”［62］。然而，即使是白居易这样文名显赫、官居高位的上层文人，月俸所得的“百千”也抵不上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的“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63］。白居易所作《祭元微之文》全文约七百字，按“六七十万”的价钱来算，约合一字千文。且从前文所述的润笔数值来看，用铜钱作为润笔所给的数额都是极为庞大的，所赠予的绢缣丝帛数量往往也是成百上千之数。由此可见，无论文人的俸禄是否自足，润笔的数值相较于他们的俸禄而言都不止是微小的收入，有时甚至会成倍地多于月俸。更何况，对于当时的大多数担任官职的文人而言，“俸虽加，犹薄欤”［64］，这才是他们经济状况的基本写照。
加俸犹薄，润笔甚厚。对于唐代的文人而言，润笔是官职俸禄之余对经济收入一笔可观的补充。正是因为存在这种俸禄微薄和润笔丰厚的反差，所以唐代文人才愿意收取润笔，而这也正是润笔卖方市场形成的内在诱因。(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润笔发展至唐得以盛行。文人对润笔的接受态度，与其对笔的情结寄托有着内在的关联。在科举取士的背景下，文人向城市集中，倚赖文才而扬名，社会上形成了以文才高下品评文人的价值标准。科举制带动了民间重文的风气，百姓推崇声名显赫的文人，在重视碑志文的氛围下争求名家的文学作品。这种对文章的需求，促进了文章买卖双方市场的形成。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下，文人的商品意识萌生，在文人阶层内部形成了对文字价值的共识，希望以文索价、鬻文取财，通过不菲的润笔收入来补贴微薄的俸禄收入。唐代文人撰文收取润笔，赋予了文章以商品化的色彩，并将这种趋势直接过渡引入到宋代，实现了唐宋之变之际润笔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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