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百姓崇文，碑志盛行

在科举制的带动下，唐代整个社会注重文化学习的风气盛行。“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仕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47］。这是唐代鼎盛时期百姓崇文的生动写照。在当时的民间，诗词、俗讲、变文、传奇都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体裁。民间对于文化的需求，直接影响到润笔的普及，使润笔不再局限于上层权贵，而是开始面向更为普遍的百姓阶层。文化普及，为润笔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百姓崇文，促进了唐代碑志的鼎盛。唐时刻写碑志的风气盛行，“士大夫之葬必志于墓，有勋庸道德之家，兼树碑于道”［48］。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大凡孝子慈孙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礼厚币，以求名公巨卿之作”［49］，“有力之家，多辈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闺及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50］。在当时重视碑志的氛围下，家境丰裕的人家愿意通过付出一定的报酬来请名家撰文，以彰显逝者的身份和后辈的孝心。且从前文所述的请文之人所赠的润笔来看，或是金帛兼给，或是赠以绢马，再附以其他较为名贵之物，润笔之物有时并不是单一的某一种，而是种类多样。所赠的高昂的润笔也显示出对文人地位的认可和求文的诚意。(www.xing528.com)

百姓崇文，碑志盛行。唐代民间文化的普及，使得百姓重视文化学习和文化消费。碑志文的盛行，进一步拓宽了润笔在百姓群体中的接受基础，从而使润笔拥有了在唐代社会盛行的潜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