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文人润笔的多样化及其影响

在唐后期，润笔的种类渐趋多样。除了作为金属货币的铜钱被用来充当润笔，绢帛马匹等实物作为润笔的情况也越来越多。

沿袭了唐前期的传统，在唐后期，金属货币依然被用作昂贵的润笔钱。最为典型的便是韩愈。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却因生前替人广作墓志文而得“谀墓”之名，为后世诟病。刘禹锡在《祭韩吏部文》中肯定了韩愈“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的文坛领袖地位，也指出其大肆收取润笔，“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20］。《唐才子传》载，河朔刘叉旷达行侠，“闻韩吏部接天下贫士，步而归之”，见韩愈“润笔之货盈缶”“案上金数斤”［21］。再如，吐突承璀请立圣德碑时，奏请学士司勋员外郎知制诰李绛撰碑文，称“臣已排比一万贯钱，充送撰文学士”［22］。

唐后期文人的润笔不仅限于货币，常见的润笔还有绢帛、马匹等实物。在唐后期，绢帛依然是润笔的重要组成。韦贯之为尚书右丞，“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萃其门，如市至有喧竞”［23］，“裴均子持万缣请撰先铭”［24］。缣即为双丝细绢。韩愈奉敕撰平淮西碑文，帝“以碑本赐韩弘等”，韩弘“寄绢五百匹”［25］与韩愈充人事。李德裕“为宰相撰碑所悉”，张仲武送书四纸并信物等，李德裕“以仲武之情不可全阻”，“量受一千匹”［26］。杜牧撰韦丹遗爱碑文，获“人事彩绢三百匹”，“广受丝帛”［27］。司空图受王重荣父子雅重，“尝为作碑，赠绢数千”［28］。由此可见，绢缣丝帛常被用作润笔，且所赠予的数量往往也是成百上千之数，十分可观。除了绢帛，马匹也常被用来作为润笔。陆贽为田绪亡父承嗣撰遗爱碑文，田绪寄“马一匹并鞍、绢二千匹”［29］。韩愈为王用撰神道碑文，王用之子王沼以“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30］为润笔相赠。裴度修福先寺立碑，皇甫湜“援笔立就”碑文，裴度先“遗以车马，缯彩甚厚”，皇甫湜不满所赠之薄，裴度后才“笑酬以绢九千匹”［31］。在有关唐代文人润笔的材料中，常可以看到车马、马匹配鞍鞯等被用作润笔之物。(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唐前期受“钱帛兼行”政策的影响，金帛兼给是赠予润笔的主要方式。唐后期，绢帛马匹等实物被用作润笔的情况明显增多，或许与两税法后“物贱钱贵”的现象不无关系。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金属货币逐渐取代了绢马等实物，成为了润笔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