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东殿新书》的编纂者现身

许敬宗是唐初编纂典籍的高手，多部典籍均由其主导。《旧唐书》卷八十六《许敬宗传》载：“然自贞观已来，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晋书》《东殿新书》《西域图志》《文思博要》《文馆词林》《累璧》《瑶山玉彩》《姓氏录》《新礼》，皆总知其事，前后赏赉，不可胜纪。”［16］《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奸臣上·许敬宗传》载：“然自贞观后，论次诸书，自晋尽隋，及《东殿新书》《西域图志》《姓氏录》《新礼》等数十种皆敬宗总知之，赏赉不胜纪。”［17］我们猜想，虽然许敬宗在贞观时期参与了《文思博要》的编纂，但是他此时期对于类书编纂体例的认识，或者经验教训皆是不足的，故在其早期主持编纂的类书中，尤其是此部《东殿新书》中，编纂方法、编纂体例皆表现出了不成熟、不理想，这也是《东殿新书》成为抄撮之书的原因，而此后的许敬宗慢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教训，慢慢提升了唐高宗时代类书编纂的水平。

对于《东殿新书》的其他编纂者，首先是李义府，前文《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载：“《东殿新书》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奉诏于武德内殿修撰。”可见李义府是第二编纂者，李义府此人名声不好，但是欧阳修《新唐书》仍然将之列为许敬宗之后的第二编纂者，可见其在编纂《东殿新书》之中，还是起了较大的作用。《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载：“李义府，瀛州饶阳人也。其祖为梓州射洪县丞，因家于永泰。贞观八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义府善属文，表荐之。对策擢第，补门下省典仪。黄门侍郎刘洎、侍书御史马周皆称荐之，寻除监察御史。又敕义府以本官兼侍晋王。及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与太子司议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18］。“又令预撰《晋书》”。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寻兼太子左庶子”［19］。由《李义府传》可知，李义府在显庆元年及稍前，一直是兼修国史，这应该是其被作为《东殿新书》之第二编纂者的主要原因。再者，李义府是唐高宗的旧人，其曾经一度在太子府担任官职，可见唐高宗打算让自己的老班底有所作为，为其实现文治贡献力量，后文所说之薛元超，亦是唐高宗太子府的旧人，可见其中奥妙。总之，许敬宗、李义府二人同时主持此书的编纂，足见当时朝廷尤其是唐高宗对《东殿新书》编纂之重视。

对于《东殿新书》的其他编纂者，史书亦有记载，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薛振薛元超。《旧唐书》卷七十三《薛收传附薛元超传》载：

收子元超。元超早孤，九岁袭爵汾阴男。及长，好学善属文。太宗甚重之，令尚巢刺王女和静县主，累授太子舍人，预撰《晋书》。高宗即位，擢拜给事中，时年二十六。数上书陈君臣政体及时事得失，高宗皆嘉纳之。俄转中书舍人，加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中书省有一盘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而草制，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流涕。永徽五年，丁母忧解。明年，起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元超既擅文辞，兼好引寒俊，尝表荐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孟利贞等十余人，由是时论称美。后以疾出为饶州刺史。三年，拜东台侍郎。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巂州，旧制，流人禁乘马，元超奏请给之，坐贬为简州刺史。［20］

很可惜，《薛元超传》没有记载其参与编纂《东殿新书》的事情，好在其《行状》《墓志》记载了其参与编纂《东殿新书》的故事。杨炯《盈川集》卷十《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载：

六岁，袭爵汾阴男。十一，太宗召见，敕宏文馆读书。十六，为神尧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静县主。高宗升储之日也，敕公为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除太子舍人。高宗践位，诏迁朝散大夫，守给事中。年二十六，寻拜中书舍人，宏文馆学士。三十二，丁太夫人忧去职，起为黄门侍郎，固辞不许。修《东殿新书》毕，进爵为侯。公毁瘠过礼，多不视事，出为饶州刺史。上梦公，征为右成务。四十，复为东台侍郎。是歳也，放李义府于卭笮，旧制流人禁乗马，公为之言，左迁简州刺史。［21］(www.xing528.com)

《大唐故中书令赠光禄大夫秦州都督薛公墓志铭》载：

六岁，袭汾阴男。受左传于同郡韩文汪，便质大义……八岁，善属文，时房玄龄、虞世南试公咏竹，援豪立就……九岁，以幕府子弟，太宗召见与语。十一，弘文馆读书，一览不遗，万言咸讽。通人谓之颜、丹，识者知其管、乐。十六，补神尧皇帝挽郎。十九，尚和静县主。衣冠之秀，公子为郎；车服之仪，王姬作配。廿一，除太子通事舍人，仍为学士，修晋史。太宗尝夜宴王公于玄武内殿，诏公咏烛，赏彩卅段；他日，赋公泛鹢金塘诗成，谓高宗曰：元超父事我，雅杖名节；我令元超事汝，汝宜重之。廿二，迁太子舍人。永徽纂历，加朝散大夫，迁给事中，时年廿六。寻迁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仍与上官仪同入阁供奉，从容朝制，肃穆图书……卅二，丁太夫人忧，哭辄欧血。有敕慰喻。起为黄门侍郎。累表后拜……修东殿新书成，进爵为侯，赐物七百段。敕与许敬宗润色玄奘法师所译经论。疏荐高智周、任希古、王义方、顾胤、郭正一、孟利贞等有材干。河东夫人谓所亲曰：元超为黄门虽早，方高祖适晚二年。以居丧羸疾，多不视事。卅四，出为饶州刺史。在职以仁恩简惠称。有芝草生鄱阳县。卌，帝梦公，追授右成务。卅一，复为东台侍郎。献封禅书、平东夷策。以事复出为简州刺史。［22］

通过上文对薛元超的记载，可见此薛元超是备受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信任的，并且与皇室亦有姻亲，而根据薛元超之履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东殿新书》的完成时间，即显庆元年（656）年，因为薛元超三十四岁出为饶州刺史之前，《东殿新书》已经完成，这也再次证明了上文我们对于《东殿新书》编纂完成时间的判断。

王应麟《玉海》中记载了另外有可能参与《东殿新书》编纂的人。《玉海》卷五十四《艺文》载：“唐《东殿新书》……《刘祎之传》：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23］按照王应麟的记载，其大约是将刘祎之、元万顷等人作为《东殿新书》的可能编纂者，附列在诸记载之后，但是我们查阅《刘祎之传》后发现，此人上元（674—676）中作为学士直弘文馆，而与《东殿新书》的编纂时间显庆元年（656）差距较大，故王应麟《玉海》中的分析有误。《旧唐书》卷八十七《刘祎之传》载：“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寻与利贞等同直昭文馆。上元中，迁左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时又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24］

对于《东殿新书》的编纂地点，前文亦有明确的记载，即武德内殿。《玉海》卷一五九《宫室》亦载：“唐武德殿。《高祖纪》：高祖入关，义宁元年十一月甲子，以武德殿为丞相府。《会要》：武德四年八月，赐五品已上射于武德殿。贞观五年三月三日，赐文武五品以上射于武德殿。六年三月三日，赐群臣大射于武德殿。《魏王泰传》：太宗命泰入居武德殿，侍中魏征言，王为爱子，不可使居嫌疑之地，帝悟乃止。《许敬宗传》：待诏太极殿西闼，显庆元年奉诏于武德内殿，撰《东殿新书》。《百官志》：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西门。《玄宗纪》：延和元年七月壬辰，睿宗制皇太子宜即皇帝位，皇太子乃御武德殿，八月庚子即位。《六典》：太极殿左曰虔化门，虔化门之东曰武德，西门其内有武德殿、延恩殿。《两京记》：武德殿在西内干化门东北。《长安志》：西内干化之东曰武德西门，其内则武德殿，在甘露殿之东。”［25］武德殿属于太极宫内廷东南隅的一处宫殿，并且武德殿是太极宫里一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宫殿。陈扬《唐太极宫与大明宫布局研究》言：“高宗前期，武德殿政治地位依旧十分重要，这里是皇帝每日视朝的场所。‘永徽中，命弘文馆学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门’。大臣天天在武德殿门外待诏，皇帝必然每日都要在这里办公。由此可见，武德殿具有类似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的功能。”［27］唐高宗在即为后的第七个年头，在极富政治色彩的武德殿，令其旧部许敬宗、李义府、薛元超等人编纂出了一部二百卷的《东殿新书》，这无疑是年轻皇帝的新尝试，而如上文我们所说，斗志昂扬的唐高宗必然要在其父祖的基业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