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殿新书》揭示的乾陵文化信息

欧阳修等人是最早提出“类书”概念的人，其曾参与编纂的《崇文总目》中就出现了“类书类”子目。“《崇文总目》十二卷……因诏翰林学士王尧臣、史馆检讨王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校正条目，讨论撰次，定着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分类编目，总成六十六卷，于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上之，赐名曰《崇文总目》”［9］。“类书类（以下原卷三十）。谨按此类以下《欧阳修集》无叙释。类书上，共四十六部，计一千六百五十卷。类书下，共五十一部，计八百六十五卷（以下原卷三十一）”［10］。由上可知，《崇文总目》的部类之中的确实已经出现了“类书类”，《崇文总目》应该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古今著作中最早出现“类书”称谓与“类书类”子目的著作，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崇文总目》中欧阳修对类书的“叙释”却在流传中佚失了，所谓“谨按此类以下《欧阳修集》无叙释”，我们也就无法知道欧阳修在创造“类书”这个名词、子目时的最初含义。

我们之所以遗憾“类书类”之“叙释”的丢失，是因为我们想解决欧阳修为何要把《东殿新书》置于子部“类书类”的问题，因为《旧唐书》中明明是将其作为“杂史”置于史部的。与《东殿新书》处于“杂史”相邻的典籍是《三史要略》《正史削繁》《史记要传》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史部“杂史”载：“《三史要略》三十卷。张温撰。《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绪撰。《东殿新书》二百卷。高宗大帝撰。《史记要传》十卷。卫飒撰。《古史考》二十五卷。谯周撰。《史记正传》九卷。张莹撰。《史要》三十八卷。王延秀撰。”［11］“右杂史一百二部，凡二千五百五十九卷”［12］。可见，《旧唐书》编纂之时，诸学者认为《东殿新书》是一部史部“杂史”类著作，而《新唐书》编纂之时，欧阳修等人却将之置于了子部“类书类”。

类书与史部书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曾专门讨论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书多是以类事类书的编纂为主，类事类书编纂的主要材料来源无疑是史实、典故，大量史实、典故经过以类相从的排列组合之后就形成了一部部新的著作，后世学者往往可以见到这些典籍的两种性质，一种是以类相从的类书性质，另一种无疑就是丰富史料整理的史书性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类书编纂方法与史料整理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是特定时代的特殊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种性质，并且我们透过这种现象还可以发现早期类书的发展有借壳史书的现象，或者早期类书的存在形式就是历史数据汇集，这种借壳现象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说明早期类事类书与史部书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类书与史书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史书是著作，是史家在收集到众多史料之后，进行加工，重新撰写出来的生动鲜活的著作；而类书是资料汇编，就算是运用不同的编纂体例，类书仍然是述而不作，仍然是对资料的整理加工、排列组合。随着时代的发展，类书与史书的差别越来越大，并且六朝时期是中国史学急速发展的时代，史学的自觉意识得到充分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史籍数量的增多，史书体裁的丰富，史官制度的完善，史家队伍的壮大，史学思想的成熟。迅猛发展起来的史学再也不需要拉人入伙，这就必然导致《皇览》等类书被排挤出“史部”。与此同时，类书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类书的编纂模式亦多样化，类事类书之外的类语类书、类句类书、类文类书随着南北朝文学的勃兴迅猛发展起来，如果类书的发展还是向着类事类书的方向发展，那么类事类书必然不会被“史部”所排挤，类事类书的近亲史钞就是例子。类书与史部书之间的分裂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无疑是难以割断的，各个时代不时出现的既具有类书性质，又具有史书性质的典籍就是例子，如《东殿新书》，《旧唐书》将之放入“史部”杂史类，《新唐书》却将之列入“子部”类书类，正是这种情况的体现［13］。这里应该还是如此一个问题，但是在南北朝时期出现这个问题，情有可原，而到了宋代，欧阳修的时代，为何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难道欧阳修见过此《东殿新书》，读过此《东殿新书》，故其在对《东殿新书》之性质十分了解的情况下，将之归入了“类书类”。但是我们认为此《东殿新书》之流传恐怕不广，其中一个原因即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未见收录此书，当然这个证据不充分，但是唐初众多典籍都有幸流传到了日本，并被记载下来，为何如此赫赫有名的高宗做序甚至署名高宗大帝撰的《东殿新书》却就被遗忘了、遗漏了［14］。

通过《唐会要》的记载，我们其实还是部分清楚了《东殿新书》之被归入“类书类”的原因，即如唐高宗所言，“略看数卷，全不如抄撮文书”，看来此《东殿新书》是一部编纂时间短，且编纂质量不精的书抄，正如我们一直所言，书抄是类书的早期形式，类书是书抄专门化发展的结果，此种种原因，必然导致欧阳修将之归入了“类书类”。再通过《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所载，即“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辞”，亦可知此书的部分内容，即此《东殿新书》就是对历代正史的删节归并。前文我们已经说过，唐高宗的话语既含有批评又含有赞许的意味，但是唐高宗为何又给《东殿新书》做序四百八十字呢？甚至还署上了自己的大名，这又是何故？我们猜想这应该是唐高宗对许敬宗等人的赞许与抬爱，或者更应该是唐高宗自己对自己政治抱负的赞许与默认，其父祖多敕令编纂各类典籍，年轻的皇帝唐高宗必然也是要急于表现自己的文治的，与其说是对许敬宗等人的赞许与抬爱，不如说是唐高宗自己对自己的鼓励，因为这是唐高宗时代编纂的属于唐高宗的典籍。(www.xing528.com)

唐高宗在我们的印象中，总是生活在唐太宗与武则天的阴影之下，其实，唐高宗时代还是一个很积极上进的时代，还是一个斗志昂扬的时代，唐高宗本人亦是踌躇满志，甚至是志在必得，这在典籍编纂尤其是类书的编纂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虽然唐高宗时代编纂的类书，卷帙上没有超越唐太宗时代的《文思博要》，以及武则天时代的《三教珠英》，甚至没有重要的跨时代的类书杰作出现，但是在整个唐高宗时代，仍然是不断地花样百出地编纂了众多的各式类书典籍，《东殿新书》就是其中一部，且是编纂时间比较早的一部，虽然它的整体质量不佳，殆同抄撮，编纂时间亦短，甚至流传也不广，但它逐渐开启了唐高宗时代类书编纂的新潮流，它之后是一个类书编纂的高潮涌现期。

《册府元龟》卷六〇七《学校部十一·撰集》载：“许敬宗为弘文馆学士。永徽中，与李义府等奉敕于内殿撰《东殿新书》二百卷，高宗自制序。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词，勒成，藏之书府。”［15］《册府元龟》的记载补充了一点，即此书虽然编纂质量不高，但是仍然在高宗做序之后，署上了高宗大帝之名，被藏之书府，或许此书有幸流传到了宋初，被欧阳修等人见到，欧阳修等人细细辨别之后，将之从史部“杂史”归入子部“类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