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殿新书》编纂时间揭晓！

《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上》史部“杂史”载：“《东殿新书》二百卷。高宗大帝撰。”［1］《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子部“类书类”载：“《东殿新书》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奉诏于武德内殿修撰。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辞。龙朔元年上，高宗制序。”［2］《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七》子部“类书类”亦载：“《东殿新书》二百卷。”［3］诸家书目对于《东殿新书》的记载仅有这些内容，但是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其实还是知道了不少信息，比如《东殿新书》的卷帙、编纂者、完成时间、基本内容等，但是对于《东殿新书》的编纂完成时间，《旧唐书》《唐会要》有着不同的记载。

《旧唐书》卷四《高宗上》载：“（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弘文馆学士许敬宗进所撰《东殿新书》二百卷，上自制序。”［4］《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载：“显庆元年十月，诏礼部尚书宏文馆学士许敬宗等，修《东殿新书》。上曰：略看数卷，全不如抄撮文书，又日月复浅，岂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亲制序四百八十字。”［5］对于《东殿新书》的编纂完成时间，上文《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的记载明确说，《东殿新书》编纂完成于龙朔元年（661）；而《旧唐书》卷四《高宗上》《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则系于显庆元年（656），而细读其内容，关于显庆元年的记载亦是两种说法，第一种是显庆元年五月《东殿新书》奏上，第二种是显庆元年十月，诏修《东殿新书》。

很显然，上述三种记载之间的差距较大，故多有学者将此三条记载糅合起来，论述《东殿新书》之编纂时间，即将显庆元年（656）定为《东殿新书》的开始编纂时间，将龙朔元年（661）定为《东殿新书》的编纂完成时间。冯敏《唐代前期学术文化研究》即言：“《东殿新书》二百卷，许敬宗、李义府等于显庆元年奉诏编纂。其书‘自《史记》至《晋书》，删其繁辞’，至于龙朔元年编成。不过《唐会要》称，高宗曾评价：‘略看数卷，全不如抄撮文书，又日月复浅，岂不是卿等用意至此。’显然其编纂质量是有问题的。”［6］很显然，冯敏先生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她仅仅是调和了上述三种记载，其实未做考辨。

要考察《东殿新书》的编纂完成时间，我们就需要认真地考察唐高宗对《东殿新书》的评价，即“略看数卷，全不如抄撮文书，又日月复浅，岂不是卿等用意至此”一句，但是细读这些话语，却似通未通，甚至可以读出两种意思来，第一种是批评的意思，第二种则是赞许的意思。前两句明显是批评的意思，即略看数卷，甚至不如抄撮文书；后两句则又有了赞许的意思，由于日月复浅，若不是卿等用意至此，恐怕此书难以编纂出来，故唐高宗亲自给《东殿新书》做了序。总之这句话是有歧义的，或许是文本本身在流传中出现了舛讹。我们继续看此句话中的关键词“日月复浅”，如果《东殿新书》果然从显庆元年（656）编纂到了龙朔元年（661），何来“日月复浅”之说？一千二百卷的《文思博要》的编纂时间总共才只有一年左右或者稍多的时间［7］，何况删节诸史而来的仅二百卷的《东殿新书》，可见从道理上来看，《东殿新书》的编纂时间不可能达到五年之久。(www.xing528.com)

遍观唐高宗时期的典籍编纂活动，对于《东殿新书》的编纂完成时间，我们更倾向于《旧唐书》的记载，即《东殿新书》成书于显庆元年（656）五月，因为《高宗本纪》明确记载了这个事情，且有《五代史志》作陪。张峰《〈五代史志〉与典制体通史的纂修》言：“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鉴于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史之纪传部分已经撰成而缺少史志，遂下诏撰修《五代史志》。永徽元年（650），高宗又命令狐德棻监修，至显庆元年（656）成书，由长孙无忌奏上。《五代史志》前后修撰历时15年，参与修志的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令狐德棻等史官，皆一时之选，各具史才，因而发挥了各家所长，提高了史志的修纂质量。”［8］

另外，《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三》对于《东殿新书》成书于龙朔元年的记载很显然有问题，龙朔元年是另一部类书《累璧》的编纂完成之年，显庆二、三年是《文馆词林》的编纂时间，再加之其他典籍的编纂工作，此《东殿新书》在显庆年间根本没有独立的编纂时间。而《唐会要》的记载亦有问题，其既言“显庆元年十月，诏礼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许敬宗等修《东殿新书》”，很显然的意思是显庆元年十月下令开始修《东殿新书》，但是后文又说“略看数卷，全不如抄撮文书，又日月复浅，岂不是卿等用意至此。因亲制序四百八十字”，此处明显是对修完之书的评价，前文既然是刚开始修，后文为何还可以略看书卷，并且唐高宗还要亲自制序，前后文有明显的矛盾，并且逻辑亦不清。故我们认为《旧唐书》对于《东殿新书》的编纂完成时间的记载最为靠谱，显庆元年（656）五月即是《东殿新书》的奏上时间，而其开始编纂时间，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暂时不得而知，我们推测，《东殿新书》的开始编纂时间在此前不久，因为“日月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