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史实反映与作者思想

《红线》故事主讲为昭义军节度使薛嵩［10］手下青衣歌女红线，闻其主薛嵩因临镇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欲进犯，计无所出，终日愁苦。红线为报主恩，凭一身精湛武艺，夜入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寝室，“取床头金盒为信尔”而还。“所以夜漏三时，往返七百余里，入危邦，经五六城，冀灭主忧，敢其言苦”。薛嵩大喜，遂遣使还金盒，田承嗣见之大惊，重宴其使谢罪，“遣使赉缯帛三万匹，名马二百匹，他物称是，以献于嵩”，自此化解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后红线女请辞，云“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都，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薛嵩固留，但红线最终仍离开，不知所终云云。

故事中之薛嵩、田承嗣为治唐史者所熟知。薛嵩乃太宗、高宗时一代名将薛仁贵之孙。但及至薛嵩，久居河北，因此地早已为胡化之地，重武轻文，《旧唐书》云其“少以门荫，落拓不事家产，有膂力，善骑射，不知书”［11］，《新唐书》所记略同：“嵩生燕蓟间，气豪迈，不肯事产业，以膂力骑射自将”［12］，完全不复乃祖之风，已然彻底胡化，这当与河北地区之风气息息相关。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言。随后安禄山叛军一起，薛嵩即随叛军南下，“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质逆徒”［13］。及至广德元年（763）唐军收复洛阳，仆固怀恩统兵长驱河洛，史朝义逐北授首，薛嵩时尚为叛军守相州，见情形不利，始率部降于仆固怀恩，先后归降的尚有田承嗣、张忠志、李怀仙等。因唐廷势力所限，鞭长莫及，故采仆固怀恩之策，任用安史降将为河北各镇节度使。是为河朔三镇之肇始。薛嵩则被“表为检校刑部尚书，相、卫、洺、邢等州节度使”［14］，即后来的昭义军节度使。地处中原河南一带，作为朝廷与河北三镇的缓冲地带，故昭义军（后与泽路镇合并）在中晚唐政治军事史上，战争爆发次数之多，规模之烈，居于各藩镇之首。但所幸薛嵩所统之昭义军，毕竟有别于胡风浓厚、民气剽悍之河北三镇。故终薛嵩任节度使之世的广德元年至大历七年（763—772）［15］。关于薛嵩之卒年，两《唐书》所记有异，实际情况可能是大历七年薛嵩去世，等消息报到京城，朝廷对其进行追赠和善后工作，并对外公布消息已在转年的大历八年正月。可以肯定的是，在任职节度使期间，薛嵩始终是忠于朝廷的，没有与河北三镇沆瀣一气，参与任何叛乱。由此薛嵩也成为当初归降的四名安史降将中的个例，这除了薛嵩自身原因外，更主要的恐怕也与昭义军地处中原，不似河北民风骁键，叛服无常，且背临朝廷，不敢轻举妄动有关。

田承嗣的情况与薛嵩大体类同，同为叛军将领，后又降唐，并受封魏博节度使。不过相对于薛嵩归顺后的安顺，田承嗣所统之魏博镇，则令朝廷大伤脑筋，先后将两位公主嫁予田承嗣之子，以示笼络。但魏博镇仍先后两度叛乱，朝廷征讨，皆不能制，最终不了了之。田承嗣卒于大历十三年九月［16］。

《红线》中的故事，大抵就发生在广德元年（763）至大历七年（772）之间，因为唯有此一段时间，薛嵩、田承嗣方能并为节度使，故其故事背景，是可以考述清楚的。在正史的记载中，薛嵩任节度使时，昭义与魏博两镇之间未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直至薛嵩死后，田承嗣“遣大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攻卫州”，“诱卫州刺史薛雄，雄不从，使盗杀之，屠其家，尽据相、卫四州之地”［17］。可见薛嵩在日，田承嗣惮于薛嵩之威，尚不敢对昭义军下手，双方基本做到了相安无事，但我们相信私下里的接触试探乃至恫吓则肯定不在少数。故《红线》中的故事才有田承嗣“卜选良日，将并潞州”的情况，当然多半是恫吓，雷声大雨点小。同时文中提到田承嗣“乃命军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号‘外宅男’，而厚恤养之，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此亦与正史所记藩镇大量蓄养养子以为亲兵护卫甚合。另见《新唐书·田承嗣传》：“又择趫秀强力者万人，以为牙兵。”［18］可见故事并非完全杜撰，多有所本。我们知道，薛嵩死后，“昭义裨将薛择为相州刺史，薛雄为卫州刺史，薛坚为洺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19］，田承嗣刺杀薛雄，尽据相、卫、邢、洺四州之地，由此引发了中央朝廷与河北藩镇的第一次正面冲突。这场战争自大历十年（775）夏四月代宗下令讨伐，至次年二月下诏赦免田承嗣，复其爵位，延宕近一年，仍是无果而终，朝廷被迫承认既成事实。

笔者以为，作者袁郊将昭义、魏博二镇作为故事全篇之背景，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存有其深意的，这部分的原因又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客观上，我们知道昭义军紧邻河朔三镇，是朝廷东捍河朔进犯的天然屏障和有力的桥头堡，故昭义军战端最频仍，其辖区内所统之封疆州县也是变化不定，而如前所述，薛嵩死后，昭义与魏博两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时昭义镇是被侵犯的受害一方，损失最大，故在故事中，自然也化作正义一方。作者对魏博镇之痛恶，从《甘泽谣》中另一篇《聂隐娘》当中亦可以看出。魏博镇是典型的不尊皇命，侵略成性的雄藩，它其实是中晚唐飞扬跋扈的天下各藩镇的一个缩影或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对于此类藩镇之厌恶痛弃，也是作者袁郊所代表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一个共同反应。士人皆对其侧目视之。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文中并未神话杜撰朝廷将飞扬跋扈的魏博镇一举荡平，而是透过主人公红线女之口，明白讲出要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齐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即作者反对的只是魏博镇不自守疆界而侵略他镇，但对藩镇林立这一客观现实，却并未表现出多少反感。可能在作者袁郊眼中，只要尊于王命，镇守一方，自然是大唐忠臣，无惶多让。除此以外，尚有一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主观原因——作者袁郊立场受其父袁滋生前活动影响，多少有为其开脱的因素，我们试就此问题进行分析。(www.xing528.com)

《旧唐书·袁滋传》载宪宗以太子监国时，西川境内“刘辟拥兵擅命，滋持安抚，行及中路……贼兵方炽，滋惧而不进，贬吉州刺史”［20］，又《新唐书·袁滋传》载：

吴元济之反，滋言蔡兵劲，与下同欲，非朝夕计可下，宜广方略，离溃其心，及宿兵三年，调发益屈，诏出禁钱继之，滋揣天子且厌兵，自表入朝，欲议罢淮西事。道闻萧俛，钱微坐沮议黜去，滋翻其谋，更言必胜，顺可天子意，乃得还。俄而高霞寓败，帝思以恩信倾贼，且滋尝云云，乃授彰义节度使，侨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阳旻为唐州刺史，将其兵。滋先世坟墓在蔡，吴少阳时为修墓，禁刍牧，诸袁多署右职，廪给之，滋至治，去斥候，与元济通好。贼围新兴，滋卑辞讲解，贼因是易滋，不为备，时帝责战急，而滋至六月，以无功贬抚州刺史。［21］

就是这样一位民众为其立生祠，其去职时妇孺老弱皆遮道挽留，使其继任者感叹“吾不敢易袁公之政”的良吏，在军事上则实在是乏善可陈。平蔡之役，他身为一方主将，竟然“去斥候，与元济通好”，甚至贼兵来犯，也是“卑辞讲解”，这与卖国求荣，与敌方主将暗通款曲已没有什么区别，加上前面本欲劝宪宗罢兵，道闻其变，又自翻其谋，惟揣摩上意，全无主见，此一段经历实是袁滋一生之最大污点。故在军事上，袁滋以一介文士，实在是不堪大任，所以他任节度使时“严备而推诚信，务在怀来”实际就是自保州县而已，对周边强藩大镇皆用怀柔之策，实际是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但求无事，故也绝不会去改变藩镇现状。袁郊身为袁滋之子，受其言传身教，故一方面也推崇怀柔，不尚战，做到保境安民即可。另一方面，因其父参与平藩作战多次失利，若一提及战端，无疑是自揭其父袁滋老底，所以《红线》通篇不写战事，而大力宣扬“两地保城池，万人全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其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