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文因素与虎患问题

唐代文人的参与是虎的记载的关键因素。唐代南方地区的虎分布较为广泛，多在丘陵山地，并因为经济开发、战乱影响等原因而与人类的经济活动形成交集，因而产生虎患。虎的存在需要大量下一级生物如鹿等的大量存在为基础，需要很大的生存空间，据知一只华南虎生存需要30平方千米的森林，唐代关于虎的记载明显增多，反映了当时生态状况，森林覆盖率很高，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还很有限。由于虎的数量大量增加，原来的森林生态系统资源相对有限，虎等被迫向外扩展生存空间。同时也反映了人类对山区的开发，人们向山区发展畲田农业、渔猎、采集等，同虎等动物争夺生存空间。于是就有了“人虎相半居，相伤终两存”［71］的现象，这是人、虎生存竞争的结果。南方多鹿，鹿群可达百头以上，杜甫在夔州的《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曾写到：“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72］可见当时麋鹿在南方分布较广。鹿类等大型食草动物的大量存在，也为老虎等大型肉食动物提供了食物保障。从唐代文士的诗文来看，荆襄地区的老虎多分布在长江沿岸地区，如杜甫《发刘郎浦》：“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73］方干《过黄州作》：“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74］

在唐代处理虎患的同时，同样可以从处理虎患的地点与措施分析当时的自然与人文因素，如符载记载的荆南节度使捕虎之事：“荆为泽国，疆亘云梦，伐麕麚、弋鸿雁，盖便习也，唯获虎则异，故大而张之……先是里人之讼乳虎为暴，肆毒贪婪，白昼族行，圈皂无豕牛，林麓绝樵苏，老幼愁恐，极于兵寇。”［75］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明确分析出唐代的荆州地区有适合虎生存的自然条件如“泽国”“伐麕麚”“弋鸿雁”，以至虎暴的出现需要“白昼族行”才可避免。而记载这件事也是在“先是里人之讼乳虎为暴”的基础之上而进行大搜捕。因此，这次虎患的处理也是一个典型的唐代记录虎患问题的方式。(www.xing528.com)

而关于霍山虎患之事，李绅记载犹为详细。“霍山县多猛兽，顷常择肉于人，每至采茶及樵苏，常遭啖食，人不堪命”［76］。历史的书写是有一定的阶层性的，生活在深山密林里的人很难获得历史书写的机会，而现在的传世文献与碑刻材料都是知识分子留下的历史记载，因此，唐代文人的活动范围与虎的历史记载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