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虎分布情况及乾陵文化详解

晋葛洪《肘后方》有“治卒为熊虎爪牙所伤毒痛方”［10］，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治虎咬疮方”“治虎啮疮方”及“辟虎法”，《千金翼方》有“禁虎入山法”及“敕禁虎法”［11］。从这些记载可以分析出几个问题，一是从晋至唐，虎伤人事件一直存在，否则这些药方便会因没有用处而减少甚至失传；二是从这些禁咒之术的延续性，分析出部分地区对虎患的恐惧及对虎患缺乏具体有效性与及时的解决措施，如唐玄宗时期的《命李全确往淮南授捕虎法诏》就是调有捕虎经验的李全确前往淮南传授捕虎之法。唐代有赏猎虎者令：“诸牧师猎师之处，简户奴解骑射者，令其采捕。所杀虎、狼，依例给赏”［12］。唐人在兽医诊疗实践中，也有关于虎的记载：“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13］。唐代存在有关奖赏猎虎的法令列入《唐六典》［14］，足见其分布与危害性之大。

本文在具体论及有关唐代虎分布的记载时，以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天下为十五道的唐代行政区划为基础，把京畿道与关内道、都畿道与河南道同时讨论，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卷》（唐时期全图二）开元二十九年（741）图为基本图，并在图中标出文献中有关虎的位置。因虎具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虎皮以黄色为主，故以黄色圆状图为标识。

（一）京畿、关内道　据《广异记》，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潼关失守，京师之人四散逃亡。有皇室梨园弟子笛师逃至终南山谷，哀思吹笛，有虎头人形者入山谷，“须臾，有虎十余头悉至”［15］。至唐代宗大历四年（769）九月，“虎入京城长寿坊元载私庙，将军周皓格杀之”［16］。老虎能入长安城内元载寺庙，这在城坊结构分布的长安城是无法想象的。但仔细琢磨，开明坊以南四坊“东西尽郭，率无第宅。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17］。而长寿坊市靠近长安城西门延平门，从地理方位上分析，虎是能够在晚上未关闭城门之时进入长安城的。而且此时据安史之乱结束不到十年时间，长安城经过安史之乱后的恢复工作进展缓慢，因此从城市设施的恢复角度分析，也是有虎入长安城的可能。唐代西京长安城靠近终南山，终南山有山谷密林分布，有虎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这也是唐代长安城有虎入城的生态环境的可能性。至五代十国时期，后周太祖郭威广顺元年（951）八月，“虎入西京修行寺伤人，市民杀之”［18］。由此而知，自唐安史之乱后至五代后周时期，有虎入长安城的事迹记载于史籍中，证明长安城附近至终南山范围内有虎的分布。

（二）都畿、河南道　据《朝野佥载》，武则天时期，有成王送一幼虎至宫中养，因虎伤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天后令葬之，其上起塔”［19］，塔号为“虎塔”。这是洛阳地区，皇家养虎，而不是自然地理分布，但也说明洛阳地区的气候是虎能够维持生存的。天宝（742—756）末年，河南缑氏县东太子陵仙鹤观每年九月三日有道士成仙，县令张竭忠发现所谓升仙道士乃为黑虎所食，故“申府请弓矢，大猎于太子陵东石穴中，格杀数虎”［20］。关于汝州叶县地区（约今河南平顶山）有关虎的故事，见于李复言《续玄怪录》中有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郑元方逢雨遇虎，而虎背负其未婚妻的故事［21］。唐德宗李适建中（780—783）初年，青州北海县秦始皇望海台附近别浕泊，有渔人张鱼舟所建草庵，“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22］，欲让张鱼舟取虎左前足之刺，后虎频频送猎物以报恩。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幸同州沙苑，亲格猛兽，复晨出夜还”［23］。因唐代官方避唐高祖李渊之祖父李虎讳，史书中常以“兽”字避“虎”字。故此处“亲格猛兽”应是“亲格猛虎”。唐文宗李昂大和元年（827）十一月，河东道河中府奏“当管虞乡县，有白虎入灵峰观”［24］。其中河东道同州（约今陕西渭南）、河东道河中府虞乡县（约今山西永济），这两处相近，相对靠近西岳华山，唐代有较多的森林覆盖率，故此处有虎分布。

（三）淮南道　舒州同安（今安徽桐城）“自开元中徙治山城，地多猛虎、毒虺，元和八年，令韩震焚薙草木，其害遂除”［25］。虽舒州经此次除虎之事，但唐末有浙西僧德林少游舒州时与一农夫交谈，农夫称“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26］。因此说，舒州虎患至唐末一直存在，韩震除虎并未令虎患“其害遂除”。唐敬宗李湛宝历年间（825—827），李绅迁滁、寿二州刺史。李绅任寿州刺史时，“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穽，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27］，后李绅又为除虎之事作诗称“每推至化宣余力，岂用潜机害尔生。休逐豺狼止贪戾，好为仁兽答皇明”［28］。方干有诗《过黄州作》“弭节齐安郡，孤城百战残。傍村林有虎，带郭县无官”［29］。舒州同安（今安徽桐城）、寿阳霍山县（今安徽六安）、黄州（今湖北黄冈）均是动植物资源丰富，自然环境适合虎的生存，尤其是黄州曾经经过战乱之地，自然环境得到恢复发展。

唐玄宗时，因江淮南诸州有猛虎杀人，民不聊生，行路之人多遭不测，故唐玄宗下诏：

如闻江淮南诸州大虫杀人，村野百姓，颇废生业，行路之人，常遭死失。州县不以为事，遂令猛兽滋多。泗州涟水县令李全确，前任宣州秋浦县令，界内先多此兽。全确作法遮捕，扫除略尽。迄今人得夜行，百姓实赖其力。宜令全确驰驿往淮南大虫为害州县，指授其教，与州县长官同除其害。缘官路两边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来，得以防备。［30］

从这则史料可分析出，一为玄宗时期宣州秋浦县（约今安徽贵池）曾有虎患，也印证了唐代笔记小说中关于宣州有虎的记载；二为此次虎患涉及范围广，主要在江南、淮南地区，并需要中央派出有捕虎经验的官员前去专门授捕虎之法。

（四）江南东道　关于江南东道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约今湖南衡阳）虎的记载，文献中遗留较多。唐玄宗天宝（742—756）初年，衡山衡岳寺“寺外虎豹，忽尔成群，日有杀伤，无由禁止”［31］。唐代宗大历（766—779）年中，有衡山广成刘玄静修行之石室，名隐真宫，乃是刘玄静“行三五步冈，夺虎穴而居之，名曰隐真宫，刺史韩皋出俸钱为创会真阁”［32］。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衡州某尼寺“或传寺尼晨起见一虎在田媪门外，走以告，媪曰：‘此应是小师使送柴来，不足畏也’”［33］。潭州大沩山山林密布，虎啸于中，唐武宗、宣宗时期（841—860），有《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圆禅师碑铭》书：“今长沙郡西北有山名大沩，蟠林穹谷，不知其岚几千百重。为态豹虎兕之封，虺蜮蚺蟒之宅……虎日啸，猿又啼。雨槭槭，风凄凄”［34］。关于衡州有虎的记载，一直到五代后晋天福（936—944）年中，僧洪道居于衡州石羊镇山谷中……因避马希范征召而引徒弟转徙深山中，居一岩洞内，“初，洪道之入岩也，见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骇，洪道叱曰：‘无惧，彼当移去。’言讫，虎衔二子趋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35］。

唐贞观永徽（627—655）年间，江南东道润州（今江苏南京）有牛头禅师法融，曾往牛头山寻道人，后拜访懒融和尚。法融欲暂居于此，懒融“遂引四祖到庵所。师（法融）遂见虎狼绕庵，麋鹿纵横四畔”［36］。江南东道湖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唐代诗人常建（708—765）隐居湖南地区时有诗《空灵山应田叟》：“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日入闻虎斗，空山满咆哮”［37］。越州诸暨县（约今浙江诸暨）有人醉酒夜行山中，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震。虎遂惊跃，便落崖。腰胯不遂，为人所得”［38］。唐玄宗天宝（742—756）年间，有漳浦县（今福建漳州漳浦县）人勤自励避雨树洞之中，先杀三虎子，后虎至，“自励以剑挥之，虎腰中断。恐又有虎，故未敢出。寻而月明后，果一虎至。见其偶毙，吼叫愈甚。自尔复倒入，又为自励所杀”［39］。故勤自励先后杀二大虎三小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冬，饶州乐平县（约今江西景德镇）有樵夫王华上山采柴之时，“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华”［40］。约唐穆宗长庆（821—824）年间，无了禅师受具于清源（约今福建莆田仙游北）灵泉寺，于院之北“遇六眸巨龟，须臾而失，乃结庵居。有一麈被虎逐来，师以杖约住其虎，后号龟洋也”［41］。

（五）江南西道　据《太平广记》，郴州地区（今湖南郴州）有武则天长安（701—704）中，郴州佐史因病化为虎的故事［42］。《太平广记》中关于宣州地区有天宝七载“鼋虎相斗”和天宝末年有宣州小儿为虎作伥的故事［43］。江南西道洪州钟陵县（约今江西南昌），唐末僖昭之际（约874—904）有马处士称有江西（约今江西省）钟傅曾酒醉斗虎，“虎之前足，搭傅之肩，傅即以两手抱虎之项……数岁后，江南扰乱，群盗四集，傅以斗虎之名，为众所服，推为酋长，竟登戎帅之任，节制钟陵”［44］。(www.xing528.com)

（六）山南西道　关于渝州地区（今重庆）虎的记载有《朝野佥载》：“天后中，涪州武龙界多虎暴”［45］。至唐玄宗开元（713—741）末年，仍有“渝州多虎暴”的记载［46］。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多次提到通州（约今四川达州）关于虎的事情，“茅檐屋舍竹篱州，虎怕偏蹄蛇两头……哭鸟昼飞人少见，伥魂夜啸虎行多”［47］。天宝年间，陇西李徵自吴楚西归虢略，途中舍于汝州汝坟（约今河南汝州）逆旅，患疾发狂，第二年有监察御史袁傪奉诏使岭南，至商于界（约今陕西商洛附近）遇虎，乃是李徵所化［48］。《北梦琐言》中有唐末昭宗大顺、景福以后至乾宁（前后约890—898）年间，山南西道利州、剑南道剑州之间有虎暴频发：“唐大顺、景福已后，蜀路剑、利之间白卫岭、石筒溪虎暴尤甚，号税人场……景福、乾宁之时，三川兵革，虎豹昼行，任土贡输梗于前迈，西川奏章多取巫峡。大虫作暴，得非系国家之盛衰乎”［49］。《太平广记》记有开元初年梁州褒中（约今陕西汉中）“有虎数头”［50］，开元中有长江“峡口多虎”的记载［51］。而此峡口位于夔州（约今重庆奉节县至巫山县）的长江三峡中上峡瞿塘峡峡口。唐肃宗乾元初年（758—760），有扆州虎负女而结为秦晋之好的故事，“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52］。黔峡之地约在荆州、夔州地，故扆州应在山南西道。唐代宗大历（766—779）年间，杜甫曾到夔州（约今重庆奉节），有诗《课伐木（并序）》：“虎穴连里闾，堤防旧风俗”［53］。荆州陟屺寺有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54］。《太平广记》中有关于山南西道金州（约今陕西安康）、商州（约今陕西商洛）与山南东道均州（约今湖北丹江口）、房州（约今湖北房县）的虎故事有：唐穆宗时（821—824）永清县庙中所供之神“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55］。

（七）山南东道　上述山南东道虎的分布时，已有山南东道均州（约今湖北丹江口）、房州（约今湖北房县）中关于虎的故事。杜甫有关于荆州石首县（今湖北石首县）刘郎浦的诗文《发刘郎浦》：“舟中无日不沙尘，岸上空村尽豺虎。”［56］杜甫诗中所述岸上空村，应是安史之乱后民生凋敝后，豺虎猖獗的情景。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冬十二月，荆南节度使樊泽大畋于郢城，“先是里人之讼乳虎为暴，肆毒贪婪，白昼族行，圈皂无豕牛，林麓绝樵苏，老幼愁恐，极於兵寇。既卜其穴，乃大搜而取之”［57］。樊泽此次畋猎杀获大小虎共五头，符载因文为颂。

（八）剑南道　杜甫多次在其诗文中提及虎，其中关于阆州（今四川阆中）有诗《发阆中》：“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58］唐末杜光庭在《豆圌山记》中对绵州（今四川绵阳）昌明县豆圌山的描述中有“山多毒蛇猛虎，里中人莫敢独往”［59］。五代时，后晋天福四年（939）十月，成都有“百姓谯本骂母，忽然化成虎上城，赵廷隐射杀之。因见昶，言曰：‘虎，山林之兽，而人化之，入于城市，疑虎旅中有不轨之士。’其夜，张洪谋叛。翌日，为其党所告，伏诛。洪，太原人，刚勇猛厉，军中号为张大虫。至是有虎上城被诛，即其验也”［60］。此事因有验证军中叛乱的谶言作用，故作成都有虎的侧面证据。同书中有后汉高祖初年（947）汉州有虎的记载，“汉州奏：西水县令范义死，其子文通居丧以孝闻。有盗发义冢，群虎逐之。文通庐于墓侧，虎见之，弭耳而去。赐羊酒束帛以旌之”［61］。

昆明部落所在地区，在唐代有部分地区是属于唐朝的羁縻府州，而昆州（约今云南昆明）是属于唐剑南道。据《旧五代史》：“昆明部落，其俗椎跣髻足。酋长披虎皮，下者披毡。”［62］直至唐末五代，昆明地区的部落“椎髻、跣足、披毡”，足见当地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处于原始阶段。因此昆明部落所在地应是有虎，但捕获难度很大，故酋长才有资格身披虎衣。

（九）黔中道　费州（今贵州德江县）有“费州蛮人，举族姓费氏。境多虎暴，俗皆楼居以避之”［63］。直至开元（713—741）中，有费忠杀数虎而后被虎所食的故事。

（十）岭南道　天宝末年刘荐为岭南判官，行于山中，遇山魈与虎，“荐大惧，策马而走，须臾为虎所攫”，后被其随从所救［64］。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送区册序》中，有其对阳山地区的印象，即“天下之穷处也。陆有邱陵之险，虎豹之虞”［65］。但这仅是韩愈对阳山地区的臆想，而并非亲眼得见，因此仅做侧面参考。从这两则材料可见，唐代对岭南地区的认识，多是文人的臆想与猜测，并没有留下足够让人信服的史料。反而是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有：“深广之民，结栅以居，上施茅屋，下豢牛豕。……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皆不得安，无乃上古巢居之意欤。”［66］唐宋时间相近，此材料成为验证唐代岭南地区长期存在虎的状况。

（十一）河北道　关于河北道虎的分布之记载较少，《广异记》中有一则故事是磁州深山有道士化为一虎［67］。但此故事更似虚妄之谈，无法直接证明河北道曾有虎存在。但《唐国史补》中有一则关于虎的记载：

裴旻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尝一日毙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顾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跃马而往，次丛薄中，果有真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马辟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愧，不复射虎。［68］

关于《唐国史补》里北平捕虎，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理解为今北京市附近，但唐代北平并非如今之北京市，今北京市称为北平已是明代事情。隋代北平郡在今北京东，秦皇岛西，而唐代北平约今河北定县［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