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秋出使唐朝：参与外交活动，扮演重要角色

在百济频繁骚扰新罗的情况下，新罗接连遣使入唐，仅贞观二十二年（648）就有三次，其中下半年冬季就有两次。先是邯帙许朝唐，太宗令御史问他：“新罗臣事大朝，何以别称年号？”［10］看来唐朝很在意唐罗之间的藩属关系，或许这已经成了唐朝与新罗交往的障碍。紧接着，在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金文王随同其父金春秋出使唐朝。作为金春秋之子兼随从，金文王理应参与了所有的外交活动，并在这次出使唐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唐太宗下诏授予金春秋为特进，文王为左武卫将军。

其中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金文王及其父金春秋这次出使唐朝的主要目的。金春秋在唐太宗召见时说：“臣之本国，僻在海隅，伏事天朝，积有岁年，而百济强猾，屡肆侵凌，况往年大举深入，攻陷数十城，以塞朝宗之路。若陛下不借天兵翦除凶恶，则敝邑人民尽为所虏，则梯航述职无复望矣。”［11］很明显，新罗这是在向唐太宗请兵，希望借助唐朝军队“翦除凶恶”，消灭百济，至少是解百济之围，从而维护半岛秩序。唐太宗深以为然，答应出师。奇怪的是，关于金春秋向大唐请兵这件事，汉文史籍均不载，反倒是《三国史记》记载的很详细。

除此之外，金春秋一行还前往国学观看以酒食祭奠先圣先师的释奠礼及讲论，唐太宗也向金春秋赠送了他所书的《温汤》及《晋祠碑》以及刚刚编撰完成的《晋书》。金春秋又向唐庭请求改变新罗的典章服御制度，以遵从大唐的制度。于是内府拿出许多珍贵的服饰赐给金春秋及其从者，这其中当然包括了金文王。

自始至终，唐朝给予了金春秋一行极高的礼遇。当遣唐使一行初到长安时，唐太宗即遣光禄卿柳亨在郊外慰问。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癸巳日，金春秋即将启程东还新罗。唐太宗又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齐聚郊外，设宴为金春秋一行饯行。迎送间，唐朝对新罗的重视也得到了很好地体现。(www.xing528.com)

但金文王似乎并没有随同金春秋一同返回新罗。《三国史记》记载：金春秋返罗之前向唐太宗上奏说：“臣有七子，愿使不离圣明宿卫。”“乃命其子文王（误为注）与大监□□”［12］。由于史籍中关键的两字缺失，致使金文王的去向不明。当金春秋返回新罗时，在海上遇到了高句丽巡逻士兵，其随从温君解智救金春秋，而未提到金文王。因此，我们推测金文王可能留在了长安“宿卫”，这也可以从其授封的官职上看出来，左武卫将军的职责为掌管宫廷警卫之法令，以督促其属下的仪仗队列，而总领其下属各部的职务。虽说不过是个荣誉虚衔，但更突出地是它的象征意义，体现了藩属国对唐王朝的拱卫之责。至于金文王什么时候返回新罗，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

可以说，金春秋及金文王父子入唐，满足了唐罗各自的利益需求，也奠定了双方进一步交往的基础。这次朝唐带来了积极的结果：第一，649年春正月，新罗开始改变原来的衣冠制度，全部采用唐制，“始服中朝衣冠”。第二，650年夏四月，新罗王下令“以真骨在位者，执牙笏”，即新罗十七等官品中的“真骨”（第一等伊伐餐至第五等大阿餐）执象牙笏板，这是仿照唐朝三品以上官员执牙笏的礼仪而制定的。第三，同在650年，新罗“始行中国永徽年号”。如果说前两者是从制度层面上对唐文化的接受，那么后者则标志着唐罗稳固的藩属外交关系的最终成立，即所谓“臣属天子之邦者，固不可以私名年”［13］。对新罗来说，唐朝对新罗的重视，使其当政者从心理上开始摆脱以往因地理位置所造成的孤立无援局面；而从唐朝方面来看，新罗对唐文化制度的吸收接纳，满足了唐廷统御天下的虚荣心，也进一步激发了唐朝维持东亚秩序的责任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