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天皇封建制动摇，平安京迁都，宣告平安时代终结

在平安时代“入唐八大家”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灵仙和圆载。灵仙于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入唐留学。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奉诏在醴泉寺译经，圆寂于五台山灵境寺。圆载于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唐文宗开成三年）入唐留学，在唐40年，玄宗诏其入宫讲经，赐予紫袍，万分荣耀。消息传回日本，仁明天皇特令赴唐的圆珍带来敕牒，表彰圆载“勤求圣道”，赐号“传灯法师”。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圆载决定落叶归根。回国前，陆龟蒙以诗《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相赠：“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诸生。”［71］不料归途遇险，葬身海底。

二百多年间，日本遣唐使一批接一批地不畏艰险，斩涛劈浪，抵达唐土，为加强日中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中落下帷幕，最终归于寂静。

注释

［1］奈良时代：亦称“奈良朝”。在日本历史上，指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今奈良市西）为都城的时代，自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起，到桓武天皇延历十三年（794）迁都长冈京（在今京都府）止。前期，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继续推行律令制，注重农耕，兴修水利，奖励垦荒，社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对外大量吸收中国唐朝文化，又通过唐朝文化接触到印度和伊朗文化，从而出现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屡屡派遣文化使者、留学生、留学僧等来到唐朝，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粟田真人、僧最澄、僧空海等，这样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节在推动日本佛教建筑、美术和文学繁荣起着极大的作用。后期，贵族跋扈，内争纷起，导致天皇专职国家的经济发生动摇，中央集权体制因内讧在逐渐削弱。奈良时代经过了85年，历经元明（女）、元正（女）、圣武、孝谦（女）、淳仁、称德（女）、光仁、桓武等8代天皇。在这个时期，文学金字塔当为大伴家持编纂的《万叶集》。《万叶集》收集了公元4—8世纪中长短和歌约4500首，20卷，文字均用汉字标音，即所谓“万叶假名”。作者上至天皇，下至庶民，真实地反映了古代日本人民朴素的生活情感。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此外，现在还保存着日本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最古敕撰史书《日本书纪》、最古汉诗集《怀风藻》等。日本的典章制度无一不效法大唐。唯一没有学去的就是科举制度，日本不实行科举制度是因为他们一直有着贵族管理模式，不愿意把权利分散到全国老百姓手中。天平年间（729—748）为奈良文化的全盛时期，故又称“天平文化”。

［2］平安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指幕府政治以前以平安京（今京都市）为都城的时代。延历十三年（794），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桓武天皇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的支持下，决定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希望借此获得平安、吉利、安宁与和平。但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的藤原种继杀害，史称“平安京迁都”。奈良时代经过了400余年，历经桓武、平城、嵯峨、淳和、仁明、文德、清和等33代天皇。平安时代的中后期，日本出现了表记自己语言的文字——假名。桓武朝以后，诸代天皇也积极推行一系列改革。嵯峨天皇，809—822年在位，为加强天皇权力，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了号称“令外官”的藏人和检非违使。藏人侍于天皇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天皇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淳和天皇诏修成养老令官撰注《令义解》10卷，清和天皇在制定《贞观格式》（32卷）的同时，又改进了宫廷仪式。后鸟羽天皇建久三年（1192），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平安时代宣告终结。

［3］（日）古濑奈津子：《遣唐使眼里的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

［4］《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日本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0页。

［5］《新唐书》卷二二〇《日本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08页。

［6］大和朝廷，即大和（今奈良县）地方古国。中央政权通称“大和朝廷”。形成于公元3世纪，据南朝梁沈约《宋书》载：自永初二年（421）至升明二年（478），倭王讚、珍、济、兴、武等相继遣使来宋，其中，武（即雄略天皇，457—479在位）受封安东大将军，后因豪族专擅，王权败落。645年，孝德天皇大化改革，大和时代宣告结束。

［7］《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8页。

［8］《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21页。

［9］“汉倭奴国王”金印，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1784，清乾隆四十九年）出土于日本九州北部筑前粕屋郡志贺岛叶崎（今福冈市东区粕屋郡志贺町），是两个分别名叫秀治、喜平的佃农在一块耕地的水沟中发现，领主黑田只花了一点点粮食就将其弄到手并收藏起来。印为方形、纯金，边长2.3厘米，高2.3厘米，底座厚约0.8厘米，重108.7克。上有成团状的蛇钮，蛇身划线，布满鱼子纹（颗粒状凸纹）鳞，头部刻二眼。篆文分三列以阴文刻有“漢委奴國王”，一般读作“汉倭奴国王”。出土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黑田家族的后人才把它捐给（一种说法是借给）了日本福冈市博物馆展示。

［10］飞鸟时代，是以政治中心为奈良县的飞鸟地方（即当时的藤原京）而得名。约始于推古女王元年（593），止于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迁都平城京，上承古坟时代，下启奈良时代。飞鸟时代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为推古女王元年（593）至推古女皇元年（645），是苏我稻目之子苏我专权时代；中期为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至天武天皇朱雀元年（672），是曲折发展时期，在位的天皇受到了左右两翼势力的打压而进退维谷；后期为天武天皇白凤元年（673）至元明天皇和铜三年（710），日本最终到达了盛世的奈良时代。

［11］韩昇：《遣唐使和学问僧》，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12］关于倭国遣隋使的次数，学术界尚有争议，中日学者的意见也有很大的分歧：（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日中文化交流史》认为只有3次；（日）森克己著，至文堂1990年版《遣唐使》、（中）张声振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中日关系史》、（日）上田雄在著，草思社2006年版《遣唐使全航海》说是4次；王勇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说是6次。造成上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文献记载上的阙失，中国文献《隋书》卷八十一《倭国列传》及《隋书》卷三《炀帝纪》记载遣隋使为4次，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五次；而日本文献《日本书纪》记载了3次，即第2次、第4次、第6次。除第2次互见外，两者合计为6次。

［13］《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倭国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26页。

［14］《隋书》卷八十一《东夷传·倭国传》，第1827页。

［15］王勇：《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16］《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10页，第11页。

［17］《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10页，第11页。

［18］（日）无名氏著：《万叶集》（下），杨烈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0页。

［19］《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14页，第15页。

［20］《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14页，第15页。

［21］朝鲜半岛：朝鲜语조선반도，韩国称韩半岛（한반도），是一个东缘半岛，三面环海。东北与俄罗斯相连，西北部隔着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相接，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西、南、东分别为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朝鲜称“朝鲜东海”、韩国称“东海”）环绕。由半岛本土和三千三百个大小岛屿组成，面积21.4万平方公里。半岛本土上有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境内多山，山地和高原占全境总面积的80%。由于朝鲜半岛北部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源头几乎都是发源于同一点，使朝鲜半岛与欧亚大陆之间没有陆地交接点相连，被鸭绿江和图们江一条“海峡”分隔，俨如一“岛”。海岸线长约八千七百余公里。又因朝鲜半岛南北跨度近三千朝鲜里，因而又被称为“三千里江山”。

［22］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海战”。指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八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唐军一万三千人，战船一百七十余艘，指挥官刘仁轨、刘仁愿、扶余隆；新罗军五千人，指挥官文武王、金庾信；倭军四万二千人、战船一千余艘，指挥官安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伤亡一万人；百济军五千人，指挥官扶余丰。双方在百济白江口展开了激烈海战。唐将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军围住，其舰只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在此次战役中，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此次战役是中日两国作为国家实体进行的第一次交战，也是东北亚地区已知较早的一次具有国际性的战役，其以唐朝、新罗联军的最终胜利的结果基本上奠定了此后一千余年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格局。战败的日本一直不断派遣使臣入唐，学习唐朝先进的文化，长此以往，日本逐渐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数百年间，日本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在此后的千余年间，日本一直对中国俯首称臣，且恭敬有加。

［23］《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9页。

［24］（日）圆仁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页。

［2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5—6页。

［26］《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19页。

［27］《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0页。

［28］《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22页。

［2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6页。

［30］《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23—24页。

［31］《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

［32］《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5页。

［33］行香：古代礼拜神佛的一种仪式。行香之制始于晋代道安法师。历经南北朝时期。进入唐朝，凡遇国忌日，朝廷即举办行香法会。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认为：“忌日行香，始于唐贞观五年八月，敕天下诸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

［34］（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第127页。

［35］《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22—23页。(www.xing528.com)

［36］《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1—72页。

［37］《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1—72页。

［38］《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1—72页。

［3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4页。

［40］《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2—73页。

［41］实际上，武宗即位的时间是开成五年正月辛卯（十四日），二月乙卯（初八）是武宗大赦天下之日。《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五年正月条”，中华书局，2009年，第10437页。这就是说，武宗“即位”与“大赦天下”之间相隔20多天。

［42］《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73页。

［43］《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第1885页。

［44］马得志、马洪路：《唐代长安宫廷史话》，新华出版社，1994年，第53页。

［45］《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国列传》，第5340—5341页。

［46］（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二八七《张九龄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86页。

［47］《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80页。

［48］《遣唐使眼里的中国》，第80页。

［49］日本学者古濑奈津子指出：怀疑“天皇”一词可能是经过《日本书纪》的编纂者加工润色而出现的。

［50］韩昇：《遣唐使与学问僧》，第37—38页。

［51］《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传》，第5341页。

［52］《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传》，第5341页。

［53］《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日本传》，第5341页。

［54］《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二七《王维》，中华书局，1999年，第1288页。

［55］《全唐诗》（增订本）卷一二七《王维》，中华书局，1999年，第1288页。

［56］《全唐诗》（增订本）卷二〇五《包佶》，第2144页。

［57］《全唐诗》（增订本）卷七三二《晁衡》，第8456页。

［58］《全唐诗》（增订本）卷一八四《李白》，第1892页。

［59］《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条，第9120页。

［60］《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第232页。

［61］《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第506页。

［62］复旦大学历史系韩正教授认为：井真成的真实身份应该是733年第10次日本遣唐使团中的准判官，而非留学生。

［63］《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第326页。

［64］《唐六典》卷十一《殿中省》，第326页。

［65］《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第1885页。

［66］《唐六典》，《唐六典简介》，第1页。

［67］《新唐书》卷二〇三《卢纶传》，第5785页。

［68］《新唐书》卷一七六《韩愈传》，第5269页。

［69］《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第557页。

［70］《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第90页。

［71］《全唐诗》（增订本）卷六二九《陆龟蒙》，第7264页。

（刘向阳，乾陵博物馆，研究馆员；党明放，台湾兰台出版社驻北京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