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科举制度及其对奈良六宗的影响

科考是隋唐以来以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唐朝，分科取士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唐朝的学校以官办为主。中央设国子监，“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筭学。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孔宣父，以先师颜回配，七十二弟子及先儒二十二贤从祀焉”［69］。国子监主要招收贵族官僚子弟。唐朝的科举有常举和制举之分。常举指每年进行考试，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另有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诸科。进士科主考诗赋政论，难度颇大，但其是主要的高官进身之阶。太宗时，为了减少考官阅卷时舞弊的可能，又创立了糊名、誊录等制度。长安二年（702），武则天又增设武举。制举则是皇帝特诏临时举行的考试。

奈良时代，日本深受唐朝的影响，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被称为“奈良六宗”。统治阶层兴办佛教事业，兴建佛教寺院，以求天下太平，民众富裕，国家繁盛。遣唐使后期，在众多的学问僧里，最澄、空海、常晓、圆行、圆仁、惠运、圆珍及宗睿最为著名，被誉为“入唐八大家”。他们的贡献尤其是在传入唐朝图书经卷上影响深远。

高僧最澄，14岁出家，贞元二十年（804），以学问僧的身份随第18次遣唐使船抵达唐土，从道邃、行满习天台教观，又从禅林翛然受禅法，后至越州（治今绍兴）龙兴寺从顺晓受密法，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128部345卷，还有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17种。回到日本后，在比睿山大兴天台教义，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临海龙兴寺遂成为日本天台宗祖庭，为历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和信徒所瞩目。空海，信佛而做居士。日本延历十四年（795，唐德宗贞元十一年）于奈良东大寺受具足戒。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唐德宗贞元二十年），以学问僧的身份与最澄同随第18次遣唐使船抵达唐土研习佛教密宗教义。初住长安西明寺，遍访各地高僧。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交流《华严经》，又随昙贞交流悉昙梵语。又从青龙寺东塔院惠果受献藏界和金刚界曼荼罗法，自号“遍照金刚”。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惠果圆寂后，奉宪宗命撰写碑文。元和元年（806，日本大同元年），除携带大量的佛典、经疏、法物外，并带走了《刘希夷集》《王昌龄集》《朱千乘诗》《王智章诗》《诏敕》等大批诗文作品和书法作品。回国后，初住京都高雄山寺从事传法灌顶，兼任东大寺别当、统辖一寺僧职，补大僧正位。曾为醍醐天皇讲授《后汉书》，天皇赐弘法大师。撰有《聋瞽指归》《三教指归》等。《弘法大师全集》也在中国出版。常晓图籍31部63卷，佛像数尊，佛具数件；圆行图籍69部123卷，佛舍利3000多粒；圆仁图籍585部794卷；惠运图籍180卷；圆珍图籍441部1000卷，碑铭拓本数种；宗睿图籍134部143卷，佛舍利70粒等。

大化革新之后，日本设立了大学国学制，内有四门学科。日本虽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留学生和留学僧所带回的大批汉语典籍和汉译佛经，使汉语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进而出现了以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日本语音的方法。进入平安时代的中后期，在经过对汉字长时间的消化、吸收和改造，终于有了表记自己语言的文字——假名。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草体化而创造适应自己的表音文字。据说，日本的假名表“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县（梵语韵母）学和中国舶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奈良时期的文学同样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譬如，日本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模仿了《汉书》；日本人创作的第一部诗集《怀风藻》皆为七言诗，且诗风深受王勃、骆宾王的影响。日本现存最早的汉文小说《蒲岛子传》的题材及文体样式皆类似于唐传奇色彩。佛教兴盛也为日本奈良时期的建筑艺术带来了极大的发展。佛寺的布局和建筑风格与唐朝寺院极其相似，如正殿在寺院中心位置，正殿前有中门等。而其中的国分寺和东大寺卢舍那佛便直接是模仿唐朝的大云寺和洛阳龙门卢舍那佛而建的。至于当时的都城平城京，其面积虽只有长安城的四分之一，但就其结构的规划设计而言则完全参照了长安城。除此之外，唐朝的典章律令、绘画、雕刻、音乐、医学等都曾通过遣唐使这座桥对日本奈良时期的文化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连围棋、相扑、马球等体育活动都是从唐朝传入的。这一切的一切，皆归功于遣唐使。所以，完全有理由说唐文化是奈良文化的源头。

在日本历史上，经过二百多年对唐政治和文化的吸收，并在已经基本完成了一系列改革，在萌生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开始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因此，对唐文化的需求已经不是那么迫切，加上唐朝赴日贸易频率也在与日俱增，从而弥补了只能依靠遣唐使节来满足对唐代物品的需求。再加上晚唐政治凋敝，各地武装风起云涌导致政局动荡不安等因素，据《扶桑略记》载，宽平六年（894，唐昭宗乾宁元年）“八月，参议、左大辨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纪长谷雄为副使。”九月十四日，宇多天皇接受了已被任命，但尚未出发的第20次遣唐大使菅原道真在著名书法家（与嵯峨天皇、空海并称“三笔”）、第18次遣唐使橘逸势的建议下，上书《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其中，菅原道真请愿到：(www.xing528.com)

右臣某，谨案在唐僧中瓘去年三月附商客王讷等所到之录记，“大唐凋弊”载之具矣。更告“不朝之问，终停入唐之人”。

中瓘虽区区之旅僧，为圣朝尽其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臣等伏捡旧记。度度使等，或有渡海不堪命者，或有遭贼遂亡身者。唯未见至唐有难阻饥寒之悲。如中瓘所申报，未然之事，推而可知。臣等伏愿，以中瓘录记之状遍下公卿博士，详被定其可否。

国之大事，不独为身。且陈欵诚，伏请处分。谨言。宽平六年九月十四日大使参议勘解由次官从四位下兼守着大辩行式部权大辅春宫亮菅原朝臣某。［70］

翌年，宇多天皇“遂罢遣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