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人数限制，乾陵文化巡检及进入长安衙署的过程

当遣唐使船队抵达唐土后，首先要向当地人询问所处的时地，以便掌握自己目前所处的地理位置，然后赶赴附近的州县官署递交文书。

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当遣唐大使粟田真人的船队刚刚靠近陆地时，来人问曰：“汝为何使？”答曰：“日本国使是也。”遣唐使反问到：“此是何州地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在平安时代的承和年间，请益僧圆仁乘坐大使藤原常嗣的第一艘船，“未时，到扬州海陆县白潮镇桑田乡东梁丰村。日本国承和五年七月二日，即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24］。这是第一艘船登陆大唐国土时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形。就在此前一日，因海面风强浪猛，导致同行的第四艘船颠簸其上，众人无奈，只好任其漂流，后来在长江入海口处搁浅。为了保护船上所载物品，想把船只曳到海边，终因人数甚少，遂决定，凡判官以下“取缆引之”。“未时，泛艇从海边行。渐觅江口。终到达江口。逆潮遄流。不可进行。其江稍浅。下水手等曳船而行。觅人难得。傥逢买芦人。即问国乡。答云：‘此是大唐扬州海陵县淮南镇大江口。’”［25］

宝龟八年（777，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遣唐使抵达海陵县的时间是七月三日，而抵达扬州衙署的时间是八月二十九日，期间相隔50多天。地方县州府署首先必须确认遣唐使的总人数，并写成边牒（汇报书）向中央政府报告。在报告中央政府的这段时间里，食宿皆由官方支付。承和五年（838，唐文宗开成三年），遣唐使登陆后，首先要赶赴海陵县衙“报告”，途经节度使下辖军队驻地——白潮镇、如皋镇。七月九日，他们到达白潮镇，镇大使得知后前去慰问，并进行巡检。至此，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唐朝政府的官员。再经过十多天的跋涉，遣唐使一行到达如皋镇，“州使来访，并开始向他们支给生料，镇大使刘勉也一并到场，实行检校”［26］。七月二十三日，抵达海陵县署，县令出衙迎接，随后，县司为每位使者分发奉钱。二十四日，抵达宜陵馆，二十五日，抵达扬州城东三里的禅智桥，“大使为通国政。差押官等遣府”［27］。直到八月初一，遣唐大使才获准进入扬州衙署，拜见了当时的都督李德裕。

唐政府对进入长安的遣唐使人数有着严格的规定。比如：宝龟八年（777，唐代宗大历十二年），遣使入朝者四舶，约650人。十月十五日，由副使小野石根和大神未足率队赴长安的仅有43人，不及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延历二十三年（804，唐德宗贞元二十年），遣唐使者四舶，约650人。九月一日，青州，判官菅原清公仅率领第二艘船上的27人向长安进发。之前的八月十日，大使藤原葛野麻吕所乘的第一艘船漂流至福州长溪县赤岸镇南登陆，经过跋涉，五十多天后才抵达扬州。十一月三日，能去长安的也只有23人。承和五年（838，唐文宗开成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艘船抵达扬州；八月二十四日，第四艘船如期而至，两船汇合。十月五日，在大使藤原常嗣的率领下，沿大运河北上长安的也只有35人。唐政府之所以严加限制入都使者人数，其主要原因是：一、在赴长安途中的吃住行等所有费用皆由唐政府负担；二、在唐朝前期，为了长期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防止信息或情报的外传，唐政府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对外交流。

综上所述，通常情况下，遣唐使抵达州府后，先住一个月到二个月。除少数获准入京的遣唐使外，其余使者则留下来，在明州、越州或扬州等地等待。通常情况下，入京使者会在半年之后原路返回驻地。而留下来的这部分使者，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见闻一些当地所举行的各类仪礼活动。

扬州建城的历史可上溯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时期，开邗沟，筑邗城，故春秋时称“邗”，秦时称“广陵”，汉时称“江都”等，扬一益二，素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称，又有“中国运河第一城”之誉。

扬州城城墙周长40里，“由北部的子城与南部的罗城相接而成，这种构造叫‘复郭构造’。子城官府云集，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扬州府衙均在此。罗城为市场与居民区所在”［28］。在子城南门附近，运河水呈南北流向，太平桥位其上，连接东西两岸。承和时期，遣唐使抵达扬州后，会被安排在官店——平桥馆居住。平桥馆位于太平桥边。承和五年（838，唐文宗开成三年）九月，“廿九日，大使君赠砂金大十两，以充求法料。相公为入京使于水馆设饯。又蒙大使宣称。请益法师早向台州之状。得相公牒。称。大使入京之后。闻奏得敕牒后。方令向台州者。仍更添已缄书。送相公先了。昨日得相公报。称此事别奏上前了。许明后日。令得报帖。若蒙敕诏。早令发赴者。闻道。今天子为有人许煞皇太子。其事之由。皇太子拟煞父王作天子。仍父王煞己子云云”［29］。意思是说，遣唐使在入京出发之前，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之饯行，饯行的地点就设在水馆。所谓水馆，是指在平桥馆由官设的水路旅店。这次，绝大部分的遣唐使未入京而被滞留在扬州水馆，其中包括准判官、琵琶高手藤原贞敏，藤原曾携唐朝《琵琶谱》回国（该书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系伏见宫本十一世纪手抄本之一，珍贵无比）。该书后记云：“开成三年八月七日，藤原贞敏通过节度使下属、负责遣唐使事务的军官王友真，宴请到在扬州的琵琶博士廉承武，并自九月七日始，在扬州开元寺北的水馆向他学习琵琶，九月二十九日学成之时，获赠了琵琶谱。”［30］

承和时期，请益僧圆仁随遣唐使入唐，起初，被安排居住在扬州平桥馆，后转居开元寺。开元寺即大云寺。载初元年（689）秋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31］。意思是说：沙门法明等十人献《大云经》，大肆宣扬“君权神授”，为太后称帝代唐大造舆论，太后大悦。九月九日，太后登则天楼，大赦天下，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诏令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供藏经讲经之用，度寺僧千人。对参与撰写《大云经》的僧人皆赐县公爵位，并赐紫袈裟、银龟袋，以示尊崇。后至安西、疏勒、以及碎叶城等边远地区均建造有大云寺。

关于扬州开元寺，“今此开元寺，江阳县管内也。扬府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从开元寺正北有扬府”［32］。由此可知，开元寺在子城的东南方向，具体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一时尚难明确。但从节度使李德裕去开元寺的频繁程度推测，此距罗城不会太远。

圆仁居开元寺时，曾目睹在此举行的国忌行香仪式。所谓国忌，是指皇帝、皇后的忌日。唐制，遇国忌，皇帝辍朝一日，并禁止饮酒作乐。“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已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33］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34］。就是说：遇到国忌日，要在西京长安及东京洛阳分别确定规模宏大的道观和寺院各二座，凡京官文武五品以上、清官七品以上，须前往这些寺观行香。凡地方八十一外州，每州各定一寺、一观，以供州官行香。开成三年（838）十二月八日，圆仁曾在扬州开元寺目睹了唐文宗李昂为其父唐敬宗李湛皇帝举行国忌的全过程：

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早朝。寺众僧集此当寺。列坐东北西厢里。辰时。相公及将军入寺。来从大门。相公、将军双立，徐入来步。阵兵前后，左右咸卫。州府诸司皆随其后。至讲堂前砖砌下。相公、将军东西别去。相公行人入东幕里。将军西行，入西幕下。俄顷。改鞋澡手出来。殿前有二砌桥。相公就东桥登。将军就西桥登。曲各东西来。会于堂中门。就座。礼佛毕。即当于堂东西两门。各有数十僧列立。各擎作莲花并碧幡。有一僧打磬。唱一切恭敬。敬礼常住三宝毕。即相公。将军起立取香器。州官皆随后取香盏。分配东西各行。相公东向去。持花幡僧等引前。同声作梵。如来妙色身等二行颂也。始一老宿随。军亦随卫。在廊檐下去。尽僧行香毕。还从其途。指堂回来。作梵不息。将军向西行香。亦与东仪式同。一时来会本处。此顷，东西梵音，交响绝妙。其唱礼一师。不动独立。行打磬。梵休。即亦云。敬礼常住三宝。相公。将军共坐本座。擎行香时。受香之香炉双坐。有一老宿圆乘和尚，读咒愿毕。唱礼师唱为天龙八部等颂。语旨在严皇灵。每一行尾云。敬礼常住三宝。相公诸司共立礼佛。三四遍唱了。即各随意。相公等引军至堂后大殿里吃饭。五百众僧。于廊下吃饭。随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处长列。差每寺之勾当，各令弁供。处处勾当，各自供养。其设斋不遂一处。一时施饭。一时吃了。即起散去。各赴本寺。于是日。相公别出钱。差勾当于两寺。令涌汤浴诸寺众僧。三日为期。［35］

意思是说：八日这天，国忌斋僧法会在开元寺讲堂举行。时任扬州大都督府长吏兼淮南节度使李德裕施舍五十贯钱，用于设斋。这天清晨，州属诸寺五百僧人毕集于此，列坐于讲堂东北西三厢，静待仪式的开始。到了辰时，节度使李德裕以及监军使臣官杨钦义如约而至。进入开元寺大门，二人并肩而行，州府诸官紧随其后，护兵跟随其后于左右。至讲堂前石阶时，李德裕与杨钦义分别从东、西两边入布幕内，换鞋净手，之后便出。二人分别登上讲堂大殿前之东、西石桥，会于讲堂中门，一同就坐礼佛。在讲堂的东西两门，各有数十僧列队站立，手擎莲花和碧幡。有一僧人击磬，当唱完“一切恭敬，经理常住三宝”后，节度使和监军使起身拿取香炉，州县官吏皆随其后，取香盏，分与东西两旁众僧。此时，节度使面朝东方，在手持莲花和碧幡的僧众引导下，并同声齐唱梵语“如来妙色身”等颂词。此时，见一老僧身随节度使，护兵卫于其后，至讲堂廊檐下，随行者一律退下。待节度使行香完毕，并分与众僧后，节度使在连续不绝的梵音声中沿原路返回。此时，监军使面朝西方，行香仪式与节度使相同。二人行香完毕后，复至原座，东西两旁梵音合响，甚是绝妙。唱礼师起立击磬，僧众再唱“经理常住三宝”后结束。节度使与监军使在原座前，手擎行香时受香之香炉，然后就坐。老僧圆乘颂读咒愿毕后，再由唱礼师为天龙八部等颂唱，每唱完一行，尾皆缀云：“经理常住三宝。”此时，节度使与诸寺住持随其颂唱敬立礼佛三至四次。至此，整个仪式就算结束，节度使等引领军士入讲堂后大殿内就餐。五百僧人于廊下按所属寺院分坐用餐，食毕则解散，各自回寺。

遣唐使踏入唐土后，凡入都长安的使节，朝廷会为其颁发诏书，并举行欢迎仪式。开成五年（840，承和七年）三月二日，僧圆仁从平明出发，行二十里至安香村庭彦宅斋，再行二十里到登州，入开元寺宿。翌日，因赶路磨破脚，只得策杖膝步前行。其具状云：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弟子僧惟正，惟晓。行者丁雄万。

右，圆仁等。日本国承和五年四月十三日，随朝贡使乘船离本国界。大唐开成三年七月二日，到扬州海陵县白湖镇。八月廿八日，到扬州，寄住开元寺。开成四年二月廿一日，从扬州上船发，六月七日到文登县青宁乡，寄住赤山新罗院。过一冬。今年二月十九日，从赤山院发。今月二日黄昏到此开元寺宿。谨具事由所前。

开成五年三月二日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36］

三月三日，僧圆仁拜见登州使君（汉代称刺史，汉以后用以对州郡长官的尊称），被邀上厅里啜茶，“使君手书施两硕米、两硕面、一斗面油、一斗酢、一斗鉴、柴三十根，以宛旅粮”［37］。三月四日，在开元寺举行文宗国忌，“使君。判官。录事。县司等总入开元寺行香。使君判官等军头吃茶。唤求法僧等赐茶。问本国风俗。斋时。赴张家请。日本三僧。当寺典座僧到彼断中”［38］。

三月五日，武宗诏书到达登州，遂举行诏书领受仪礼。仪礼在州城内府第的门前庭中举行。铺地毯，放置案几，案几上敷紫帷，上置诏书。州判官、录事、县令、主簿、军将、百姓、僧尼、道士等分列于庭院东部，皆面对面而立。等各自就位后，使君在左右各有十名军士的拥簇下，从府第中走出。经过一番点名，有二军将搬挪置有诏书的案几于使君面前，使君拜之，再取诏书，置于额际揖之。此时，有一军将跪坐，以袖受诏书，擎至庭中，面北而立：“有敕。”此时，使君、判官、录事等齐拜，然后，百姓再拜。但僧尼道士不拜。衙官两人身着绿衫，轮流宣诏，“声大似本国申政之声。诏书四五纸许。读申稍久。诸人不坐”［39］。

等诏书宣读完毕后，使君及以下诸人再拜。录事、军将各一人出于庭中，言谢使君后，再奔归于原位。僧圆仁奉状答谢：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伏蒙给赐米贰硕。面贰硕。油一斗。醋一斗。盐一斛。柴三十根。专在微身。无任感戴。圆仁是外藩庸僧。何敢当斯仁惠。实难销谢。但增悚愧。伏惟使君忠膺天心。荣贵万城。清风高标。仁政遐敷。军府晏然。缁素钦仰。圆仁为求佛教。感德远来。届游贵境。幸沐仁德。特垂慈流。抚育穷旅。下情无任感庆之至。谨奉状陈谢。不宣。谨状。

开成五年三月五日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

使君节下谨空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40］

当诏书置于使君面前时，使君须再拜后，并以袖遮之，走下地毯。此时，有数十官客伏地，屈身而立。随后，各自散去。

关于这道诏书的具体内容，目前尚存争议：中国著名学者白化文及日本小野胜年在为《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作注时，认为这道诏书是武宗李炎的即位诏书；日本中村裕一指出武宗二月初八即位［41］，而诏书到达登州已经是三月初四或初五，其传递速度与当时“赦书日行五百里”的朝廷规定严重不符，认为这道诏书可能并非即位大赦诏。

与此同时，僧圆仁又向大唐政府提交了申请巡礼五台山的公验：

请赐公验。往赴五台等名山及诸方处巡礼圣迹。寻师学法。僧圆仁。弟子惟正。惟晓等。行者丁雄万。缘身剃刀衣钵等。

右。圆仁等。本心志慕释教。修行佛道。远闻中华五台等诸处。佛法之根源。大圣之化处。西天高僧。踰险远投。唐朝名德。游兹得道。圆仁等旧有钦羡。涉海访寻。未遂宿愿。去开成四年六月内。到文登县青宁乡赤山新罗院。隔生缘于沧溟。忘怀土于海岸。幸蒙放任东西。得到使君仁境。今欲往赴诸方。礼谒圣迹。寻师学法。恐所在州县关津。口铺及寺舍等不练行由。伏望使君仁造。特赐公验。以为凭据。伏请处分。牒件状如前。谨牒

开成五年三月三日

日本国求法僧圆仁状上［42］(www.xing528.com)

所谓“公验”，是指由官府开具的证件。

遣唐使经过漫长的跋涉，在进入都城长安之前，暂时会被安排在长乐驿居住，长乐驿位于长安东城墙北部第一道门——通化门东七里的沪水河畔的长乐坡上，是朝廷迎来送往的第一个驿站。遣唐使只能在此等待朝廷使者迎接他们入城。宝龟时期，内使赵宝英曾率领朝廷人马来此迎接遣唐使；延历时期，内使赵忠曾率30匹飞龙厩仗马迎接遣唐使入城，并以酒脯慰劳。在中后唐时期，敕使内使一般都是由皇帝贴身的宦官担任。宦官赵宝英在宝龟时期曾任内掖令。

遣唐使一路跟随敕使进入长安城。初唐时期，专供外国使节的居住地在皇城南端——朱雀大街西侧的鸿胪客馆。中唐时期，出现了具有迎宾馆性质的礼宾院，但礼宾院仍归属鸿胪寺管理。元和九年（814），置礼宾院于长安城东街的长兴坊，承和时期的遣唐使所寄居的礼宾院即位于此处。“凡酋渠首领朝见者，皆馆供之”［43］。当遣唐使入住外宅后，使院（礼宾院）会临时安排监使负责照顾和监视他们，监使一般由宦官担任。在当时，宦官分为三等，即高品、品官、白身层。延历时期，担任监使的是高品刘昴。

在唐长安城“三大内”（指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大明宫。大明宫“位于今西安城北的龙首原上，亦即当时长安外郭城北的禁苑中。其南面的城墙，就是长安城外郭城的北垣”［44］。大明宫初建于贞观八年（634），名为“永安宫”，翌年改名“大明宫”，未建成而止。到了龙朔二年（662）续建而成，高宗迁大明宫听政，翌年改名“蓬莱宫”。咸亨元年（670）又改名“含元殿”，至神龙元年（705），重新改为“大明宫”，后则延续不变。

大明宫麟德殿东倚波光荷影的太液池，西距宫城西墙仅90米，墙外即具有艺能人士陪侍皇帝游宴娱乐的机构——翰林院。麟德殿包括前殿、中殿和后殿，与郁仪楼、结邻楼、东亭、西亭、会庆亭等浑为一体，是宴享藩使、外臣来朝的主要场所。武周时期即长安三年（703）十月，遣唐大使粟田真人来朝，“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善卿，放还本国”［45］。

天宝十二载（753）正月，唐玄宗在朝会上接见藤原清河大使，遂命朝臣代拟《敕日本国王书》：“彼礼义之国，神灵所扶，沧溟往来，未尝为患。”［46］还诏命画工为大使藤原清河及副使吉备真备画像藏之于宫中。命担任秘书监的日本留学生晁衡（即阿倍仲麻吕）陪同藤原大使参观府库、三教殿及长安名胜。遣唐使回国时，玄宗赐诗《送日本使》曰：“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特差鸿胪卿蒋挑捥送至扬州。

遣唐使礼见皇帝，也有一套完整的礼见仪式。宣政殿位于含元殿之后，是大明宫中三个主要正殿的核心，在宣政殿举行的重大典礼中，其中有一项是册立皇太子的仪式。大历十三年（778）正月十五日，唐朝政府安排在大明宫宣政殿礼见遣唐使节，这天，代宗并没有出御，遣唐使将国信及方物贡上，二十四日，礼见皇帝的仪式在大明宫之延英殿举行，史载“请所，并允”，即指获准皇帝礼见的请求。延英殿是代宗与宰相以下大臣直接见面议政的殿舍。在内里设宴，并“差有官赏”。

关于遣唐使的朝贡物品，具体包括：国信，国信物。国信物包括“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绝、黄絁各三百匹、黄丝五百绚、细屯棉一千匹”［47］。据日本《延喜式》卷三十载：

入唐大使，絁六十匹、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卌匹、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各絁十匹、绵六十屯、布卌端。录事，各絁六匹、绵卌屯、布廿端。知乗船事、译语、请益生、主神、医师、阴阳师、画师，各絁五匹、绵卅屯、布十六端。史生、射手、船师、音声长、新罗、奄美等译语、卜部、留学生、学问僧、傔从，各絁四匹、绵廿屯、布十三端。杂使、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船匠、柂师，各絁二匹、绵十二屯、布四端。留学生、学问僧，各絁卌匹、绵一百屯、布八十端。还学僧，絁廿匹、绵六十屯、布卌端。

此外，还有额外奉送的物品，称之为“别送”或“别贡物”，列举兹有“彩帛二百匹、畳绵二百帖、屯绵二百匹、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帖、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48］。“畳绵”是一种平滑的席垫状的丝绵；“屯棉”是一种比较厚实的丝绵；“纻布”指的是一种麻布；“望陀布”是产于望陀郡的一种优质麻布；“出火水精”是一种水晶镜；“玛瑙”是指一种玉髓类矿物质；“出火铁”是打火时所使用的一种铁；“金漆”是指人参木火鹰爪木等树的脂液，主要用于金属防锈。

关于遣唐使与皇帝之间的问答，首先是通过皇帝身边的通事舍人向遣唐使进行相关的询问，使者的回答之辞也是通过通事舍人上奏皇帝。据《日本书纪》齐名五年（659）七月戊寅条引《伊吉连博德书》，伊吉连博德长期活跃于外交领域，颇负众望。天智元年（662），伊吉连博德从唐归日后，曾经迎送过唐使，也曾担任过遣新罗使，参与编纂《大宝律令》。《伊吉连博德书》是伊吉连博德离唐归日时向朝廷呈送的报告书。

高宗显庆四年（659）十月二十九日，伊吉连博德一行到达东京洛阳，被安排在翌日礼见高宗皇帝。据日本文献记载：

天子相见问讯之：“日本天皇［49］平安以不？”

使人谨答：“天地合德，自得平安。”

天子问曰：“执事卿等好在以不？”

使人谨答：“天皇怜重，亦得好在。”

天子问曰：“国内平不？”

使人谨答：“治称天地，万民无事。”

天子问曰：“此等虾夷国，有何方？”

使人谨答：“国有东北。”

天子问曰：“虾夷几种？”

使人谨答：“类有三种，远者名都加留，次者鹿虾夷，近者熟虾夷。今此熟虾夷每岁入贡本国之朝。”

天子问曰：“其国有五谷？”

使人谨答：“无之，食肉存活。”

天子问曰：“国有屋舍？”

使人谨答：“无之，深山之中，止住树木。”

天子重曰：“朕见虾夷身面之异，极理喜怪。使人远来辛苦，退在馆里，更后相见。”［50］

遣唐使在礼见皇帝仪式结束后，皇帝会赐宴于使者，除赏赐使者酒食和乐舞、锦、率、绫、缦、丝、棉外，还会赏赐大使、副使等遣唐使首脑人物官职。譬如，藤原常嗣，承和时期任遣唐持节使，在日本，常嗣曾官拜正三位参议、左大弁、大宰卿。经过比对，唐朝皇帝就赐给他从三品武官官职——兼左金吾卫将军、从三品武散官官职——云麾将军、正三品文官官职——检校太常卿等，并且在官职后加了“员外置同正员”，表明这些都是虚职，仅仅是名誉上的。尽管所授予的官职都是虚职，但有时会按官职支给告身（任命书）与官符。如，真人远成，延历时期的遣唐使判官，其在日本就官居正五位上兼行大宰大监品阶，元和六年（806）在唐获授正五品上文散官——中大夫（或称中散大夫）。

一般情况下，遣唐使在接受唐朝官职任命时，除告身外，还会获授朝服。如养老时期，养老二年（718）正月初十，回国后的遣唐使行拜见之礼时，穿戴的就是唐朝所授朝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