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狱法：从宽仁治狱到以威治狱

随着国家组织形式和政权结构的不断完善，古代法制也慢慢发展，监狱体系也更加健全，到魏晋已趋于成熟。唐朝沿袭隋代行政司法体制，唐初统治者吸取前代苛法暴政的教训，形成了“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治国策略。在这种思想下，采用“依法治狱”“宽仁治狱”的治狱思想。武周代唐后为了钳制言论、巩固政权，将治狱思想由前期的“宽仁治狱”变为“以威治狱”“随意治狱”。唐代治狱的法律依据，主要有《唐律》《唐六典》《狱官令》等。《唐律》初成于武德年间，贞观年间修成《贞观律》，永徽年间在《贞观律》的基础上修成《永徽律》及其疏《唐律疏议》。《唐律疏议》共有十二篇目：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涉及狱制者有名例、职制、捕亡、断狱四个篇目。《唐六典》于开元年间修成，总三十卷，其中卷六、卷十三、卷十八涉及治狱诸事宜。

唐代监狱的设置大体可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类。在中央上有大理寺狱、御史台狱、新开狱及限制人身自由、带有惩罚性质的囚禁场所，如掖庭、内宫幽闭之地等。大理寺狱关押的囚犯，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1］即主要关押犯罪的中央官员和京师地区的要犯。御史台狱的设置多有变化，贞观末年御史台设东西两狱，主要收押御史弹劾的官员和皇帝交办的朝廷命犯。开元年间，御史大夫崔隐甫认为“自贞观年李乾祐为御史大夫，别置台狱，有所鞫讯，便辄系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以下，各自禁人，牢扉常满”［2］，于是上奏皇帝，“遂掘去之”，罢御史台狱。新开狱设于武则天时期，《新唐书·刑法志》载：“武后已承制，惧天下不服，欲治以威。”《文献通考》卷一六六《刑考》中也记载：“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怒望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3］在这种氛围下设新开狱，开告密之门，重用酷吏以威治狱。新开狱位于长安丽景门内，故也称为丽景门狱。其他囚禁场所如掖庭，本为宫内的女工作坊，唐代也用于囚禁获罪的后妃公主。唐高宗咸亨年间，“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4］。玄宗时，“玄宗幸蜀，诸王、妃、主以幸不及者，多隐于贼，后被拘于东都掖庭”［5］。唐代内宫也有专门羁押犯事的皇室宗亲成员之地，《旧唐书》载贞观年间，太宗四子李泰因与太子李承乾争位，太宗“幽泰于将作监”；高宗调露二年，章怀太子李贤因反对武则天称帝，被废为庶人，“幽于别所”；永徽六年“高宗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中宗为英王时，纳后（中宗和思皇后）为妃，既尔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废，幽死于内侍省”［6］；代宗宝应元年，时肃宗大病，张皇后谋废立，太子李豫“收捕越王系及内官朱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7］。

唐朝地方监狱体制大多与地方行政区划相适应，实行州县二级制。据《新唐书·刑法志》载“凡州县有狱”，州县监狱主辖本地普通案犯。在西京京兆府、东京河南府设有州狱，其州辖区内长安、万年、河南、洛阳四县设有县狱。史料所载唐朝州、府、县各级地方监狱约有两千所。(www.xing528.com)

唐代律法对审判官员亦作出了明确的要求。《通典》记：“诸察狱之官，先备五听……每训，相去二十日，若训未毕，更移他司，仍须考鞫者，则通计前讯，以充三度。”［8］所谓五听，指察狱之官在判案时须做到“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在审案时，唐朝有一系列的明文记载“复奏”“复审”这一制度，《唐六典》卷六记载：“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复。”［9］“凡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复奏；在外者，刑部三复奏”［10］。对于复审官员的挑选，择取“历任清勤、明知法理”者担任，即“凡天下诸州断罪应申复者，每年正月于吏部择使，取历任清勤、明知法理者，仍过中书门下定讫以闻，乃令分道巡覆”［11］。

在审判官的遴选上，唐律还采取规避制度，审判官与嫌犯有亲属、仇嫌者都要规避，即“凡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12］。防止审判官因个人因素影响案件审判，以保证审判时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