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12）：讨击使职的结衔方式

其次，可以从讨击使职的结衔方式，讨论其性质及职能。

“安史之乱”以前，唐代讨击使职的任职者，除忠、万州讨击使冀良琛因史料囿限，无法判断出其是否另有本职职事官以外，其他任职者，无论是诸“道”讨击使职，还是诸“军”、诸“州”讨击使职，都有其本职职事官。

以言诸“道”讨击使职，其基本结衔方式有两种，即：“武职事官+讨击使职”或“武职事官+文职事官+讨击使职”，而以前者为主。在基本结衔方式以外，多数任职者还同时带有“武散官”“勋官”等表示其“本品”或荣誉性官衔，甚至还有一些人同时带有“文散官”“爵位”等衔。在这些任职者的众多结衔中，决定其品级及所享受（政治、经济）待遇者，主要为其本职职事官及其所带散官（按，即所谓“本品”），至于其所带之讨击使职，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某一次军事行动而授予［33］。

以言诸“军”讨击使职，结衔方式与诸“道”类似，也以“武职事官+讨击使职”为主，但也有以“文职事官+讨击使职”者，如开元六年讨伐突厥之役，颉质略、伽末啜出、比言、夷健颉利发、曳勒哥五人，均是以各部落都督的身份，带讨击使职，参与此次军事行动，都督之职在唐代官制序列中属于文职事官，不过考虑到唐代前期，都督、总管常常领兵征战，因此其性质虽为“文职事官”，但从征武将的意味却颇为浓厚，故有时并不被认为是纯粹意义上的“文职事官”。就上述所论诸“军”讨击使职，其结衔方式中，也有同时兼带文散、武散、勋官，乃至爵位者，凡此均可视为基本结衔方式的变种或复杂化。

以言诸“州”讨击使者，因为只有2例，故结衔方式较易概括，前者裴怀古的结衔方式为“文职事官+讨击使职”；后者冀良琛，史籍无载其本职职事官，但可能也同时拥有本职职事官。(www.xing528.com)

根据“安史之乱”以前，讨击使职的结衔方式均有本职职事官这一特点，我们可以对讨击使职的性质，做出如下判断：无论是讨击（大）使，还是讨击副使，也不论其为诸“道”讨击使职，还是诸“军”“州”讨击使职，其职务本身都具有临时性的特点，性质上更接近于使职差遣，作为一种使职差遣，讨击使职本身并无品级，任职者的品级及政治、经济待遇，仍由其本职职事官，以及所带之散官结衔（即“本品”）所决定。

讨击使职对于任职者有何意义？就绝大多数人的任职经历来看，担任此军事使职的意义，主要在于保证其参与某次军事征讨的权利与义务，至于任职者所享受的政治、经济待遇，则由其职事官及本品散官所决定。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尽管讨击使职并不能为任职者带来实际性的政治或经济权益，但是不少任职者仍将此结衔写入神道碑或墓志铭中。就“安史之乱”以前来看，就有甄亶、宋璟、李璿、高慈、王侁、甘元琰、鲜于廉、李徇忠、臧希愔共9人。不过，这9人的情况，却并不完全相同。

甄亶、宋璟二人，其所任讨击使职，实相当于后来的节度使，故而在其神道碑或墓志铭文，记录其任职履历，自无足意外。其他7人中，李徇忠、臧希愔二人情况稍异，其结衔均非出现在本人墓志铭中，前者是在其母亲的墓志铭中；后者则是在其父亲的墓志铭提及。余者5人，则都是在本人死后，家人为其所撰墓志铭，述及所任之讨击使职结衔。如前所论，讨击使职本质上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使职差遣，一般情况下都是某次军事行动结束，讨击使职便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或者随而取消，因此并不能给任职者带来实质性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墓主人的结衔中，为何还是要将此写入呢？窃意，讨击使职作为一种临时性职务，在别人眼中或许无足轻重，但对于墓主来说，却可能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一段人生阅历，因而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是以要在墓志铭中的结衔中，特意述及此职。验诸上述李璿、高慈、王侁、甘元琰、鲜于廉，其墓志铭所述主要事迹，就是担任讨击使职期间所参与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