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可以从讨击使职的名称内涵,分析其性质与职能。
讨击使职绝大多数情况下,称为“讨击使”“讨击副使”。但有如下几个特例:①或称“安抚讨击使”,如李千里所任“岭南讨击使”,又称“岭南安抚讨击使”;②或称“经略讨击使”,如甄亶任“岭南按察五府经略讨击使”;③或称“按察经略讨击使”,如宋璟任“(岭南五府)按察经略讨击使”;④或称“防御讨击大使”,如王毛仲任“持节充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30];⑤或称“招慰讨击使”,如裴怀古任“桂州招慰讨击使。除上述6例外,其他均称讨击使、讨击副使。在“讨击”之前加上“安抚”“经略”“按察经略”“招慰”“防御”等字样,表明上述讨击使职不仅承担军事征讨的任务,还同时负有安抚、巡察、绥靖、笼络少数民族的责任。
按,唐玄宗开元时期所设边州十节度使中,“岭南五府经略使”实可上溯至李千里任“岭南(安抚)讨击使”,其演化脉络大致如下:岭南(安抚)讨击使→岭南五府经略大使→岭南五府经略使。岭南五府经略使,当即甄亶、宋璟二人所任“岭南按察五府经略讨击使”、“(岭南五府)按察经略讨击使”之职,二者与“岭南五府经略使”内涵相同,其区别只不过是一为全称,一为简称而已[31]。
岭南五府经略(大)使,其中“经略”二字,意为“经营谋略(谋划)”,原本包括“安抚”“招抚”“抚慰”“按察”“征讨”等义项,唐廷应对岭南蛮、獠诸族,历来持武力征讨与绥靖安抚相结合之两手策略。在所有讨击使职中,甄亶、宋璟二人所任最为特殊,他们所任“岭南按察五府经略讨击使”“(岭南五府)按察经略讨击使”之职,实即“岭南五府经略使”,相当于后来的节度使,故而与本文所论之讨击使职,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李千里所任“岭南安抚讨击使”,尽管可以视为“岭南五府经略使”之渊源,但与本文所论之绝大多数讨击使职,还是较为接近。(www.xing528.com)
裴怀古所任“桂州招慰讨击使”,与李千里所任相类,只不过由于桂州的地位与岭南并不对等,故岭南安抚讨击使一职后来辗转演化为岭南五府经略使,成为国家正式设立的边州十节度之一,而桂州招慰讨击使,则在此次军事任务完成后,即告取消。
王毛仲“持节充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使职差遣的色彩更为浓厚。开元九年讨伐康待宾之乱,为朔方、河东、河西三道联合用兵,王毛仲“持节充分朔方道防御讨击大使”,实代表中央(皇帝)居中协调王晙、张说、裴伷先等几路兵马之间的军事协作,故象征性意义更大,不一定实际参与军事征讨[32]。
除上述6例以外,其他众多讨击使职,职能比较单纯,都是以讨击使职的身份,参与具体的军事行动,并无安抚、招慰、按察等责任,这主要因为以上讨击使职,只是执行一些战术或战役性的战斗任务,而无关战略全局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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