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古人云：‘国无赏罚，虽尧、舜不能为化。’今罚不能行，赏亦难信，故人间议者皆言‘近日征行，虚有赏格而无有其事’。……比者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此。”［29］虚立赏格，影响到军队征伐的胜负。前揭提到在大非川之战后，仍然存在这样的弊病。魏元忠在仪凤三年的奏疏中提及“近日征伐，虚有赏格而无事实”［30］。一旦赏格虚设，士兵的作战积极性定会大打折扣，将会使得唐军的处境更加糟糕，胜利的天平会慢慢倾斜到吐蕃一方。
刑罚不当同样也会影响战争的成败。郭待封在行军过程中屡违节度，不听号令，应予重责。“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斩，有私及梁强者同”［31］。不服从差遣按照军令当斩；且郭待封不从薛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更是违犯军令的重要表现。据《通典》卷一四九《兵二·杂教令》载：“违总帅一时之令，斩之。”［32］又据《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卷三《杂仪类·誓众军令篇》载：“违将军一时一命皆斩。”［33］违抗主将号令，根据军法当斩，但是事实上并未对郭待封按军法处罚。在仪凤三年的唐蕃青海之战中李敬玄临敌畏进，导致刘审礼战没，军队大败，也没有按律法惩治。这显然又是刑罚不举的一例。黄约瑟先生认为：“刘审礼兵败，李敬玄按军不动，未敢援救，可能是受到大非川之役的影响。”［34］调露年间，萧嗣业与突厥作战不利，高宗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大非川之战后没有处死薛仁贵、郭待封。刑罚失当使得萧嗣业在后来与突厥的交战中存在侥幸心理，即使战败而归，也不会受到严重的处罚，所以不再尽全力去作战，由此导致战争的失败。又据《通典》卷一五〇《兵三·料敌制胜》载：“战国魏武侯问吴起曰：‘兵何以胜？’对曰：‘以治为胜。’不在众乎？起曰：‘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35］不遵号令，不施以刑罚，即使军队数量众多，也难以取胜。可见，军队刑罚的实行对于战争的胜负起着重要的作用。倘若郭待封当时没有擅自携带辎重继进，而是严格执行薛仁贵的军令，按照预先设定的作战计划实施，或许战争的结局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即使不能大胜吐蕃，也不会大败而归。(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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