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违反军法，导致失败阵亡，军罚失当

1.战中

前揭已经提到郭待封一开始就屡违节度，不听号令，但是薛仁贵却没有依照军法对其惩处。这在唐代前期是很不正常的，唐太宗时期，朝廷对于将领违背军法的处罚非常严格。据《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高丽传》载：“（李）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爱领队兵于山顶以防敌，土山自高而陟，排其城，城崩。会伏爱私离所部，高丽百人自颓城而战，遂据有土山而堑断之，积火萦盾以自固。太宗大怒，斩伏爱以徇。”［22］无独有偶，在征讨高丽时，张君乂因违反军法亦被处以重罚。“（李）道宗率张君乂逆战，君乂却。道宗以骑驰之……急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诛君乂以徇。”［23］可见当时军法之严，一旦违犯军法就要施以重罚，而郭待封在大非川之战中“屡违节度”，触犯军法，却未受到相应的处罚，足以说明在大非川之战中是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的，如此做法势必会引起其他将领和士兵的不满，影响彼此之间的协调和作战。《通典》卷一四九《兵二·杂教令》载：“若赏罚直于耳目之前，其不闻见者，谁肯用命载？”［24］临阵对敌，违犯军纪，却不施以军法，如何能够服众，与吐蕃兵力相比，唐军本来就不占优势，此时副将有罪不罚，其他将士很可能效仿于后，纵然慑于主将之威，但在战斗中也不会竭尽全力，只求保全自身，因已有郭待封之不良之例在前，即使违抗军令也不会受到处罚。

2.战后

在大非川之战结束后，三人皆免死除名，异罪同罚，并未对郭待封违抗军令的行为专门问责，且对三人的处罚也较轻。在唐前期军事将领违犯军法后，一般会被朝廷严惩。据《旧唐书》卷五十七《李高迁传》载：“武德初，突厥寇马邑，朔州总管高满政请救，高祖令（李）高迁督兵助镇。俄而贼兵甚盛，高迁乃斩关宵遁，其将士皆没，竟坐除名徙边。”［25］李高迁因临阵脱逃，导致全军覆没，最后被“除名徙边”。又据《旧唐书》卷五十七《赵文恪传》载：“俄而刘武周将宋金刚来寇太原，属城皆没。真乡公李仲文退守浩州，城孤兵弱，（李）元吉遣（赵）文恪率步骑千余助为声援。及太原为贼所陷，文恪遂弃城遁去，坐是赐死狱中。”［26］赵文恪因弃城逃跑，被赐死狱中。分析这类事例，可以发现，在战争中触犯军法，导致战争失败，士兵阵亡，要被处以重刑。而郭待封在作战时不听号令，违背军法，却未作专门处罚，仅是免死除名而已；与李高迁、赵文恪相比，同样违犯军法的郭待封显然处罚过轻，朝廷这样的处罚明显对郭待封有偏袒之嫌，没有按照郭待封的实际罪状进行处罚。此外，统兵将领在战败丧师后，要被处以重罚。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四年（716）载：(www.xing528.com)

先是，单于副都护张知运悉收降户兵仗……（姜）晦悉还之；降户得之，遂叛。张知运不设备，与之战于青刚岭，为虏所擒，欲送突厥；至绥州境，将军郭知运以朔方兵邀击之，大破其众于黑山呼延谷，虏释张知运而去。上（唐玄宗）以张知运丧师，斩之以徇。［27］

张知运在战争中丧师败没，唐玄宗将其处以死刑。反观在大非川之战中战败的三人，当时朝廷仅仅是将其免死除名。从这一点来看，当时军队将领战败后处罚不当的情况是确切存在的。

赏罚不信使得唐军战斗力低下，将领不听指挥，难以协同作战，使得本来在兵力上就不占优势的唐军雪上加霜，成为唐军战败的重要原因。据《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载：“夫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劝以懋有庸，惩以威不恪。……驭众而不用赏罚，则善恶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当功过，则奸妄宠荣而忠实摈抑。”［28］赏罚对于将领统御军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