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格虚设对战争成败的影响分析

前揭已提到大非川之战前已经存在赏格虚设的问题，关于赏格对唐代军事的重要性，贾志刚师曾做过相关研究，并指出唐代赏赐制度包括勋官在高宗时发生了变化，该赏不赏，即使获赏也多为虚赏；赏格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不适应社会形势，赏格虚设所引起的社会问题，要求改变旧格［14］。但由于研究方向所限，并未针对赏罚问题与战争的关系展开论述，笔者在此主要分析赏格虚设对于战争成败的影响。

1.战前

刘仁轨在麟德元年（664）十月的奏疏中提到兵募士气低下，缺乏战斗积极性，且军中还有老弱之兵，衣服单薄，无心战斗。以往在海西之日百姓争相投募，踊跃参军，甚至有些人不用官物，自备衣粮参与征伐。但是如今的募兵却如此劣弱，询问士兵，得到的回答是：

今日官府，与往日不同，人心又别。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从显庆五年以后，征役身死，更不借问。往前渡辽海者，即得一转勋官；从显庆五年以后，频经渡海，不被记录。［15］(www.xing528.com)

贞观、永徽年间朝廷认真执行勋赏政策，使得百姓积极投募从戎，并且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猛，促使军队一度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此外，为了激励士兵勇敢作战，唐太宗更是亲自下诏褒奖有功之士，《赏渡辽战功诏》详细记载了这一诏令：“授以勋级，本据有功。若不优异，无由劝奖，今讨高丽，其从驾爰及水陆诸军战阵有功者，并听从高品上累加。”［16］显然，太宗时期，对于征战有功的将士是通过授以勋级加以劝奖，且严格实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平民参军的积极性，并且通过勋赏的方式激励其勇猛杀敌。而显庆五年（660）以后出现了虚立赏格的现象，朝廷不再认真执行勋赏政策，也由此导致兵募难以征发，军队战斗力下降。刘仁轨的上书时间是在麟德元年（664），虚设赏格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不良影响；那么，至少可以肯定，麟德元年也是存在虚立赏格的情况的。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太学生魏元忠上封事：“自苏定方定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数年纷纭，真伪相杂，纵加沙汰，未至澄清。”［17］在唐军平定高丽时仍然存在虚立赏格的现象，即总章元年（668）亦存在这个问题，前揭刘仁轨奏疏提及显庆五年已存在此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已成为困扰当时的顽疾。唐朝平定高丽的时间为总章元年（668），薛仁贵率军征讨吐蕃的时间为总章三年（670），从显庆五年（660）到总章元年，直至仪凤三年（678），一直有人针对赏赐制度提意见，也不见应对此问题的良策，军队缺乏斗志，将士的战斗力无法被赏赐制度激发出来，所以大非川之战是在赏赐制度陷于困境的背景下展开的，成为唐军在大非川之战中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战后

《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载：“且黔首虽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恩泽，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须应之以实，岂得悬不信之令，设虚赏之科？比者师出无功，未必不由于此。”［18］其中“比者”即“近来”之意，魏元忠的上书时间是在仪凤三年，也就是说，在678年之前的一两年中依然存在“虚赏”的现象，而且是发生在大非川之战结束的五年后。那么，据此可以断定，大非川之战后，虚设赏格的情况仍然存在。赏格虚设究竟对战争的胜负有何影响？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指出了赏格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兵之胜负，实在赏罚；赏厚可令廉士动心，罚重可令凶人丧魄，然可集事，不可爱惜所费，惮于行刑。”［19］隋炀帝被围雁门时，为激励将士杀敌，对其许以重赏，但事后却食言而肥，对当时时局产生不良影响。《隋书》卷六十七《虞世基传》载：“后从幸雁门，（隋炀）帝为突厥所围，战士多败。（虞）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帝从之，师乃复振。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之诏。由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20］又据《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载：“然赏罚必信，惩劝在焉，号令不明，忠勇何望？若回避纵敌，则置国刑，如克携擒凶，须悬军格。”［21］讨伐敌军，必须使赏格实行，才能激发军队斗志，激励士兵勇敢杀敌。既然赏格的顺利实行有助于提高军队战斗力，那么在大非川之战时存在着虚设赏格的问题，势必会影响军队的斗志和士气，不利于军队的作战，在与吐蕃军队交战时无法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赏格虚设或许是导致大非川之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