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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非川之战的赏罚问题:调查成果

时间:2023-07-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非川之战中,唐军究竟存在怎样的赏罚不信问题,使得在唐代前期武功赫赫、所向披靡的大环境下出现了惨败的军事结局?此外,唐高宗在萧嗣业与突厥交战失败后,认为在大非川之战失败后没有对薛仁贵、郭待封依法处置,该杀不杀,也成为萧嗣业战败的间接原因。[13]可以发现,高宗将萧嗣业的失败归咎于对薛仁贵、郭待封的处罚不当;既然对此二人并未依法处置,那么在大非川之战结束后,对战败将领的处罚也很有可能存在不恰当的情况。

大非川之战的赏罚问题:调查成果

大非川之战中,唐军究竟存在怎样的赏罚不信问题,使得在唐代前期武功赫赫、所向披靡的大环境下出现了惨败的军事结局?首先,笔者拟分析“赏”的问题。据《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载:“显庆五年,破百济勋,及向平壤苦战勋,当时军将号令,并言与高官重赏,百方购募,无种不道。洎到西岸,唯闻枷锁推禁,夺赐破勋,州县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言尽。”[5]仔细审视这段史料,不难发现,在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即出现了虚设赏格的现象,在兵士立功之后不再认真执行赏赐政策,而是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士兵参与征伐。又据《旧唐书》卷九十二《魏元忠传》载:“自苏定方定辽东,李勣破平壤,赏绝不行,勋仍淹滞,数年纷纭,真伪相杂,纵加沙汰,未至澄清。”[6]唐军在平定高丽时仍然存在虚设赏格的现象,而唐军平定高丽的时间是在总章元年(668);换言之,从显庆五年至总章元年唐军一直存在虚立赏格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且非短期内能够解决。而薛仁贵率军征讨吐蕃的时间为总章三年(670),前后仅相隔两年,赏格虚设已然成为影响将士征战积极性的严重问题,且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那么这种问题也一定会影响到大非川之战。

仔细考察大非川之战的具体经过,不难发现,还存在违背军法,不遵号令,处罚失当的情况。《旧唐书》卷八十三《薛仁贵传》载:

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将军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击之。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军至大非川,将发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大非岭上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等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之,斩获略尽,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以待后援。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7](www.xing528.com)

由于郭待封在乌海败于吐蕃军队,辎重丧失,薛仁贵退军至大非川,吐蕃集中优势兵力与唐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薛仁贵最初的作战方针是将辎重留在大非岭上,并留下两万部队看守,自己亲率大军,倍道而行,趁吐蕃尚未做好战争准备,袭击吐蕃军队。黄约瑟先生认为:“薛仁贵开始所采用的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与贞观九年(635)李靖征讨吐谷浑时采取的战术颇为相似。”[8]王小甫先生认为薛仁贵被授予“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之名,或许有胜利后直捣黄龙之意[9]。然而,薛仁贵在实际行军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最初的既定方针实行;反而是行军至河口(今鄂陵湖东),击溃吐蕃军队后,就“收其牛羊万余头,回至乌海城”。薛仁贵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放弃了最初的计划?仔细分析这段史料,可以发现,有两处记载郭待封违背薛仁贵军令的情况,一是:“待封尝为鄯城镇守,耻在仁贵之下,多违节度。”二是:“待封遂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又据《册府元龟》卷四五六《将帅部·不和》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其副将郭待封尝为鄯城镇守,与仁贵齐列,及仁贵为大总管,耻在其下,每事多建议违之。军至大非川,将进赴乌海……待封不从仁贵之策,领辎重继进。”[10]郭待封开始时即违抗军令,且“不从仁贵之策,领辎重继进”。关于大非川之战中,郭待封违背军令的情况在《新唐书》《资治通鉴》《通典》《太平御览》中亦有相关记载[11]。通过排比上述史料,可以发现,郭待封在一开始就违背薛仁贵的命令,而且一个“多”字表明郭待封违抗军令已不止一次;而“不从仁贵之命,领辎重继进”是大非川之战中违抗军令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导致大非川之役失败的重要原因。或许薛仁贵在击败吐蕃军队后考虑到此前郭待封多次违抗军令,进而转变为较为保守的战略方针,回至乌海城下以待后援,待两军会合后再行出击。虽然郭待封数次违抗军令,但并无材料表明当时薛仁贵依据军法对郭待封施以刑罚。换言之,当时军队中的刑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而这一点从薛仁贵、郭待封等战败后的结局亦可获知。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一高宗咸亨元年(670)载:“(薛)仁贵、(郭)待封与阿史那道真并脱身免,与钦陵约和而还。敕大司宪乐彦玮即军按其败状,械送京师,三人皆免死除名。”[12]朝廷对三人仅仅是“除名”,并未严加惩罚。郭待封违抗军令,却和薛仁贵一并“免死除名”,当属异罪同罚,可见当时的确存在军法不严、惩罚不当的现象。此外,唐高宗在萧嗣业与突厥交战失败后,认为在大非川之战失败后没有对薛仁贵、郭待封依法处置,该杀不杀,也成为萧嗣业战败的间接原因。据《新唐书》卷一〇一《萧瑀传附萧嗣业传》载:“调露中,突厥叛,(萧)嗣业与战,败绩。(唐)高宗责曰:‘我不杀薛仁贵、郭待封,故使尔至此。然尔门与我家有雅旧,故贷死。’乃流桂州。”[13]可以发现,高宗将萧嗣业的失败归咎于对薛仁贵、郭待封的处罚不当;既然对此二人并未依法处置,那么在大非川之战结束后,对战败将领的处罚也很有可能存在不恰当的情况。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赏罚不信的问题实际上贯穿于大非川之战的始末,那么赏罚不信究竟与战役的失败有何关联?又是如何导致了唐军在此次战役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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