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中毒身亡：案件分析及相关问题分析

下面对案件的相关问题和嫌疑人进行分析。在此之前，先讨论一下中宗李显的死因究竟可能是什么。

按照史书和墓志的说法，李显是突然中毒身亡。不过李显的祖父、父亲、兄长和后来几任唐朝皇帝的健康很大程度上都遭受着家族遗传的“风疾”，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一类病症的威胁，所以寿命大多在50岁上下，因此李显55岁时因病死亡并不奇怪。且他在事先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暴卒，也符合心脑血管疾病发病急、死亡率高的特点。因此蒙曼先生猜测李显的死也与家族的遗传病有关［12］。

的确，李显很有可能罹患家族遗传病。李显复位后仍经常举办各类娱乐活动，虽然看上去身体和精力尚可，但经常性的饮酒玩乐也确有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可能。另外，李显的“暴崩”恐怕并不是一般理解的“猝死”。《旧唐书》就还提到“时马秦客侍疾”，即中宗死前有病发的过程，只是过程太短，以至可能被忽略。不过以上这些似乎仍不能说明中宗就是由于这次病发而去世，因为有两点不能忽视：

其一，中宗死后，韦后的反应是“惧”，显得惊恐。如果中宗真的是死于疾病，而当时又有议论是被自己的女儿和“情夫”毒死，那么韦后在进行完相关的布置后完全可以拿出证据，甚至是在治丧过程中让宗室和大臣验看遗体以证清白。宋代僧人文莹《湘山野录》中“太宗即位”条言宋太祖赵匡胤之死也略显含混暧昧，煞有其事。但“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后，便“逮晓登明堂，宣遗诏罢，声恸，引近臣环玉衣以瞻（太祖）圣体，玉色温莹如出汤沐”［13］。宋太宗此举即意在证明太祖未死于非命，以平息物议。同理，韦后如果也这样做应当更能证明自身的清白，有利于日后的权力控制与争夺。退一步讲，无论是否真有瞻仰宋太祖遗体一事，至少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或传闻。但韦后却从始至终没有进行任何类似的申辩和证明，民间也无相关议论，实在不能不让人生疑。

其二，更重要的是，现今三个离案件最近的书面材料——《诛韦氏制》《安乐公主墓志》和李邕的奏疏都明确指出中宗是被毒死，故恐非空穴来风。

所以在没有明确的新材料证明李显是因病死亡的情况下，单纯以家族遗传病解释其死因恐不妥，而遵照现有材料认为其中毒身亡应较合适。

那么这是不是等于说毒死中宗的就是韦后和安乐母女呢？蒙曼先生已经指出最先认定韦后下毒的是唐隆政变时那句明显带有政治煽动性的口号，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14］而综合各类材料，本案中其实有四名（组）嫌疑人：韦皇后，安乐公主，马秦客、杨均，武延秀及其党羽。下面来逐一分析：

先说韦皇后。依《通鉴》所记，司马光似乎很想把中宗之死归结为韦后和情夫为绝后患而采取的措施，所以在此之前还特意记录了燕钦融因告密韦后等人行为不轨而遭其党羽宗楚客矫制杀害一事［15］。但《旧唐书·中宗本纪》对此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五月）丁卯，前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皇后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钦融廷见，扑杀之。”［16］在这里，处死燕钦融的就是中宗自己。其实在燕钦融事件之前，《通鉴》中还有一个上访事件：“定州人郎岌上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白上杖杀之。”［17］对郎岌之死，中宗应当也是清楚的。所以，燕钦融被杀更可能是中宗的意思，就算宗楚客参与，也应该只是执行者而已。既然中宗根本就不相信韦后一党会做谋逆之事，对皇后似乎还很信任，那么韦后恐怕并没有痛下杀手的必要。

而《旧唐书·中宗本纪》说安乐想让母亲称制，自己当皇太女，所以联合母亲毒死了中宗。可问题是韦后对称制怎么看。虽然很多材料都表明韦后野心勃勃，但在中宗依旧还对她较为信任的情况下，她是否就已经急于独坐朝堂了呢？据两《唐书》载，韦后图谋天下的一切行动几乎都是在中宗死后才匆忙进行，看来事先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有理由怀疑，对于中宗暴亡，韦皇后应感到十分突然。而对于安乐皇太女的请求，史书中也几乎没有记录韦后的明确态度，所以安乐能如此迅速地联合母亲下毒也很可疑。

如前文所述，是政变中的口号第一次提出是韦后毒杀中宗，并不能作为证据。而唐隆政变后，她似乎也没被看作是中宗之死的祸首，仅仅被追废为“庶人”，或表明官方宣称她只是“谋危社稷”而并未谋杀亲夫（详见下文讨论）。

接下来看安乐公主。关于公主弑父这一问题，孟宪实先生撰文讨论《安乐公主墓志》时认为，在当时还没有形成安乐毒杀父皇的说法［18］。另外，安乐和韦后最终也都以礼安葬，蒙曼先生指出这正是对她们皇后和公主身份的认可，也或许说明她们并没有毒杀中宗［19］。

再看杨均和马秦客。虽然两《唐书》和《通鉴》都说他们二人与韦后关系密切，但其实措辞上却有区别。《旧唐书·韦庶人传》载：“时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符禁小术，散骑常侍马秦客颇闲医药，光禄少卿杨均以调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与秦客皆得幸于后，相次丁母忧，旬日悉起复旧职。”［20］《新唐书·中宗庶人韦氏传》则说：“国子祭酒叶静能善禁架，常侍马秦客高医，光禄少卿杨均善烹调，绵引入后廷。均、秦客蒸于后，尝丧免，不历旬辄起。”［21］当时出入宫禁的其实有三个人——叶静能、马秦客和杨均，而《旧唐书》仅说他们是由于特殊才能而“出入宫掖”，那么中宗应当知晓。但到了《新唐书》就变成他们被“引入后廷”，似乎和韦后关系更大。而《旧唐书》只说马、杨二人是“得幸于后”，到了《新唐书》就变成“蒸于后”，坐实了奸情。但两《唐书》却都只说他们受韦后宠信的表现是为母守丧的时间很短，仅十天便官复原职，似乎也算不上什么铁证。且两《唐书》也都没有说他们怕被中宗发现与韦后有私而毒杀中宗，到了《资治通鉴》才说“恐事泄被诛”，于是和安乐联手，并且是“于饼餤中进毒”，连细枝末节都很清楚。所以，说马秦客和杨均与韦后有私，并因此毒杀中宗，颇有被不断演绎的可能。而从《旧唐书》看，马秦客更像是和中宗与韦后关系都比较好的近臣，又颇通医术，所以在中宗突发疾病时得以侍奉病榻。(www.xing528.com)

不过如前文所述，韦后在听闻有议论是安乐和马秦客毒杀中宗时的反应是恐惧，当说明他们和中宗的死脱不了干系。《旧唐书·中宗本纪》和《通鉴》都把当皇太女看作是安乐杀父的动机，但《通鉴》说她在有这个想法后联合母亲的两个“情夫”毒杀中宗。《诛韦氏制》则特别点明“马秦客等”投毒，“潜通宫禁”四字又似在有意遮掩某些皇室丑闻。而当时马秦客（也许还有杨均）侍疾，如果公主要做什么手脚，当然离不开近侍的帮助。

另外，安乐公主恐怕也有弑父的动机，这便是“皇太女事件”，但或许较史书所言复杂。《安乐公主墓志》虽没有明确提到这一事件，却很可能是由于对其追葬较为草率，志文未得周全的缘故。因为在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前所作的《上官婉儿墓志》就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志主上官婉儿为进谏中宗，制止“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的局面，而作出的一系列非常举动［22］。虽然多位学者指出，这些或是墓志对婉儿的虚美之词［23］，但“皇太女事件”曾有发生却应是不争的事实［24］。

而安乐借皇太女生事恐不仅是在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政变之前，更可能再一次发生在景龙年间。因为当时李重俊政变的目标之一就是除掉婉儿，说明婉儿当时仍被归于韦后、安乐一党。正是在此次政变后婉儿才开始“心附帝室”，也才会有反对安乐的举动。此外，婉儿在李重俊政变之后渐渐开始疏远韦后一党，仇鹿鸣先生更进一步考释出，婉儿在景龙二年末至景龙三年末淡出了政治中心［25］。虽然当时婉儿名义上是为母守孝而“爰命权夺”，但《上官婉儿墓志》用如此大的篇幅描述婉儿与韦后、安乐划清界限，当表明她淡出权力中心的真正原因其实是皇太女事件。且李重俊死后，中宗所剩的皇子就只有一直不受待见的李重福和年纪尚小的李重茂，所以备受宠爱又是韦后所出的安乐当更有信心说服李显立自己当皇太女，她的党羽也自然会多加拥护。

不过，从《上官婉儿墓志》还可以看出，安乐非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父皇的支持。因为墓志记载中宗对反对立安乐当皇太女的上官婉儿颇有好感，对其多番照顾并重新加以起用。而当时反对立安乐的肯定不仅只上官婉儿一人，中宗的举动表明了他对“反安乐派”的默认。也是在景龙年间，李显的妹妹太平公主也活跃起来了，她与侄女安乐颇有分庭抗礼之势，如两人对宋之问仕途的影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新唐书·宋之问传》载，宋之问于“景龙中，迁考功员外郎，谄事太平公主，故见用”。之后“及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故太平深疾之”。到景龙三年（709）“中宗将用（宋之问）为中书舍人，太平发其知贡举时赇饷狼藉，下迁汴州长史，未行，改越州长史”［26］。而也是在这一年，太平、安乐二人已发展到“各树朋党，更相谮毁”［27］的地步。太平公主势力的崛起当然离不开中宗的首肯和默认。

从以上情况看，中宗似乎是在有意利用婉儿和太平牵制安乐的胡作非为，只是手段不甚高明。而纵观中宗复辟后安乐公主的经历，恐怕只有两件事最让她耿耿于怀，一是求取昆明池，二是请当皇太女。求取昆明池不成，安乐变本加厉，大兴土木修造定昆池，以发泄不满和求得满足。但当不了皇太女却真正让她无从宣泄。此时中宗亲近反对她的人，又有姑姑多加掣肘，就更足以让她心生怨怼。那么有理由推测，自中宗复辟以来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安乐公主在皇太女事件中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打击，这一打击化作她内心仇恨的种子，成为她弑父的动机。

而从对韦后和安乐公主最终的追贬上，也可以看出官方对二人的态度不同。虽然唐隆政变的主要目标是推翻韦后，政变时控诉韦后的一大罪状也是“鸩杀先帝”，但事后韦后仅仅被贬为“庶人”，史载安乐公主却被贬为“悖逆庶人”，墓志则称“勃逆宫人”。安乐的最终追贬究竟是“庶人”还是“宫人”尚有不同意见［28］，但“悖逆”（“勃逆”即“悖逆”）二字却似乎另有隐情。无独有偶，近两百年后的唐天祐元年（904）八月，朱温令手下至洛阳密谋弑杀唐昭宗。昭宗被杀当夜，李昭仪和河东夫人裴氏也一同被害。事后，参与弑君行动的蒋玄晖等人就多次对外宣称是这两位妃子杀死了昭宗，将她们当成替罪羊，认为二人“宜追削为悖逆庶人”［29］。由此，则“悖逆”二字或许正暗藏着安乐公主谋杀皇帝的事实。

最后看武延秀。他似乎没有被史书列为凶手，但却仍值得怀疑。《旧唐书·武延秀传》载：“又公主府仓曹符凤知延秀有不臣之心，遂说曰：‘今天下苍生，犹以武氏为念，大周必可再兴。按谶书云‘黑衣神孙披天裳’，驸马即神皇之孙也。’每劝令著阜袄子以应之。”［30］看来觊觎皇位的不仅是安乐公主一人，她的丈夫武延秀更是如此。而《诛韦氏制》还说在中宗死后，“（宋）之问、李又讬（宗）楚客、（宗）晋卿与将作少匠李守质，日夜潜图，令延秀起事。”［31］《资治通鉴考异》引《中宗实录》所载亦同［32］，可见其势盛。故驸马恐也有弑君夺位的野心。

还需要指出的是，《旧唐书》对于政变当夜他们夫妻反应的描述和《新唐书》与《通鉴》都不一样。《旧唐书·武延秀传》说：“及韦庶人败，延秀与公主在内宅，格战良久，皆斩之。”［33］安乐没有描眉，驸马也没有立刻逃走，而是进行了反抗。那么究竟哪一个版本更可信？恐怕还是《旧唐书》略胜一筹。

其一，《新唐书·安乐公主传》中说：“临淄王诛庶人，主方览镜作眉，闻乱，走至右延明门，兵及，斩其首。”［34］政变发生的时间是在晚上，安乐却在梳妆描眉，显得不合常理。《通鉴》则把她逃跑的部分也删去了：“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军士斩之。”［35］所以这恐怕是逐渐简化的过程。

其二，《安乐公主墓志》明确记载：“又欲拥羽林万骑，率左右屯营，内宅之中，潜贮兵甲，期以唐隆元年六月廿三日，先危今上圣躬，并及太平公主。”［36］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旧唐书》所载相合。虽然墓志说他们拥兵的目的是袭击相王和太平，但是“内宅之中，潜贮兵甲”应确有其事。当时，驸马武延秀不仅是禁军的统帅之一，还在内宅中偷藏了武器铠甲，说明他们两口子的防御措施比韦后还要充分，如果中宗的死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恐怕没必要进行这些准备。

不过还是要说明，依前文分析，安乐应当参与了毒害事件，但《安乐公主墓志》却说是驸马毒杀中宗。虽然不排除为了以礼安葬韦后和安乐公主，所以对公主毒杀父皇的行为进行了模糊处理，但无论如何，武延秀的嫌疑都是存在的，至少他是知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