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文化：高坟大垅陵寝制度与贞观君臣俭约治国理念的冲突

既然高坟大垅陵寝模式早在秦汉就已成为帝王陵寝制度，那么，贞观君臣又是如何冲破这些陈规陋习，而转向因山为陵的呢？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修建高坟大垅陵寝需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与贞观君臣的俭约思想发生了激烈冲突，而贞观君臣在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因山为陵”是其最终找寻到的一个模式。

贞观初年，贞观君臣就已把俭约治国、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纲领。武德九年太宗即位之初，为了节约开支，就将宗室郡王降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他解释说：“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9］唐太宗还对大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10］唐太宗的俭约思想，是以史为鉴的产物，早在武德四年，唐军攻克洛阳，时为秦王的李世民看到洛阳城内隋朝宫殿的奢华，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11］因此下令拆毁端门楼、则天门，焚烧了乾阳殿。隋之乾阳殿，面阔和进深均为故宫太和殿的1.5倍，高达45米。秦王李世民焚毁它，固然有些矫枉过正，但从政治角度来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上说，唐太宗推崇俭约，是发自肺腑的，贞观君臣的俭约治国理念，不是装点门面的。

贞观年间，高坟大垅帝王陵寝制度与贞观君臣俭约思想的冲突发生在贞观九年。

唐高祖武德年间，唐王朝上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加之当时高祖还很健康，所以没有全盘考虑本朝帝王陵寝制度。贞观初年，唐太宗励精政道，同样无暇研究本朝帝王陵寝制度。直到贞观九年，太上皇病危，高祖太宗父子才把本朝帝王陵寝制度的建立提上了议事日程。《旧唐书·高祖本纪》载，贞观九年五月庚子，高祖病危，下诏云：“既殡之后，皇帝（太宗）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12］当天高祖崩于垂拱前殿。因为高祖遗诏中有“其服轻重，悉从汉制”和“园陵制度，务从俭约”之语，所以太宗没有经过与大臣们慎重研究，便下诏制定了高祖献陵制度，要求按照汉高祖刘邦长陵规模，为父皇营建陵墓，即所谓的“准汉长陵故事，务从隆厚”［13］。汉高祖长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怡魏村，陵体呈覆斗形，今测其底部东西长153米，南北宽135米，顶部东西长55米，南北宽35米，高32.8米［14］，在西汉诸帝陵中，规模居中偏上。在唐太宗看来，父皇和汉高祖一样，都是开国之君，父皇陵寝制度比照汉高祖长陵，应当适宜。另外，唐墓与汉墓所谓的比照，也只是陵墓封土堆的比照，而唐墓内部结构为斜坡土洞式，较汉墓方中巨大和从葬坑密布，又减省了大量工程。因此，将封土做成长陵规模，应当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太宗的诏书下发后，立即遭到大臣虞世南等人的反对，认为依照汉高祖长陵故事，有违高祖“俭约”遗诏和俭约国策。虞世南一人先后两次上疏，详陈陵寝高大的危害性。这两篇疏文，是奠定以俭约为主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光辉文献，原文均录于《旧唐书·虞世南传》。虞世南的疏文篇幅较长，《资治通鉴》叙及此事，略陈疏文梗概，提纲挈领，最具条贯，谨录其文于次：(www.xing528.com)

（七月）丁巳，诏：“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秘书监虞世南上疏，以为：“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刘向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惟陛下圣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服已依霸陵，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疏奏，不报。世南复上疏，以为：“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15］

据文献记载，因为玄武门事变的原因，太宗和父皇多年来一直心存芥蒂，太宗崇尚节俭，多年来对父皇起居费用多有节制，一些大臣和百姓对太宗的孝道颇有微词。这些太宗心知肚明，因此，在安葬父皇的问题上，不想太过俭约，但高坟大垅又违背他俭约治国的原则，他何尝不认为虞世南说的有道理。因此，这时太宗的心理是矛盾的，在连续接到虞世南两篇请求简约安排高祖山陵制度的疏文后，曾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作为皇帝，他本来也想一如遗诏，俭约操办丧事，但作为儿子，又不忍心让陵寝过于简陋。但是，如果真的按西汉长陵规模建成父皇陵寝，他又怕劳弊百姓，还怕“百世之后”，为盗贼觊觎，因此“不能自决”［16］。此后，太宗乃令岑文本、房玄龄等人探讨，实质上已同意虞世南俭约的主张，不过要把为难思想表露出来，给天下人留一个孝子的印象。房玄龄等人自然明白太宗的心思，讨论的结果是：“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汉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虞世南疏文中曾提到尧帝、汉文帝、魏文帝因山为陵，所以房玄龄等人在讨论时提及此事）。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丈立规（即虞世南所提《白虎通》所谓的三仞），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为攸宜。”［17］对于这一讨论结果，唐太宗表示接受，于是下发诏书说：“朕既为子，卿等为臣。爱敬罔极，义犹一体。无容固陈节俭，陷朕于不义也。今便敬依来议。”［18］于是安排具体负责献陵设计的阎立德仿照光武帝原陵重新调整献陵的设计方案，阎立德在具体操作中，又根据太宗的旨意，颇多省减。汉光武帝原陵位于今河南洛阳孟津县，陵冢呈覆斗形，今测其实际高度为17.88米，底部每边长约122米［19］。唐高祖献陵位于今咸阳市三原县，陵冢呈覆斗形，今测其底部东西长139米，南北宽110米，顶部东西长30米，南北宽10米，高19米［20］，与光武帝原陵相仿。阎立德营建献陵所谓的省减，主要表现在陵寝附属建筑上。尽管如此，以献陵封土的雄伟，当年耗费的财力物力也相当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