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唐代以前我国帝王诸侯墓葬规制而言，有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即从墓而不坟发展为高坟大垅。在我国夏、商及春秋末期之前，奴隶主贵族墓葬普遍采取“墓而不坟”形式，即在地下修建墓葬结构，而在地表不堆封土，同时在墓葬上部用植树的种类及数量标志墓葬和等级，如天子墓表植松；诸侯墓表植柏，数量为天子之半；卿大夫墓表植栾；士的墓表植槐；庶人的墓表植杨柳等。到了春秋末期，即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室式微，礼乐征伐出于诸侯，社会开始动荡，人口流动频繁，用植树的方法标识墓葬的功能大为减弱，因此人们开始用堆土的方法，亦即建坟的方法标识墓葬。孔子周游列国，就曾见到过四种不同坟墓封土形式，即所谓的“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1］。若堂即像堂屋，四方而高大；若坊即像长方体的堤坝；若覆夏屋即像四角翘起的大屋子；若斧即像斧头刃部，这种封土也叫“马鬣封”。但是，孔子没有提到这些封土形式有什么等级高低之别。就在此后，封土的高低渐渐具备了表示墓主身份高低的功能，并逐渐形成了地位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的情形。至战国中期，一些诸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开始追求自己坟墓封土的雄伟，并美其名曰“陵”。《史记·赵世家》载，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2］，这是史书对诸侯预营寿陵的首次记载。陵与山是同义词，此后，把帝王、诸侯级人物的墓葬即称为山陵，也就是所谓的高坟大垅。从战国开始，诸侯生前预营寿陵很快蔚然成风，而且规模愈来愈大，至秦汉时，已发展到了以举国之力为之的地步。这里仅举二例予以说明：
（1）秦始皇穿治郦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把秦始皇为自己营建陵墓称为“穿治郦山”［3］，其实就是在郦山（即骊山）下堆土而建陵墓，我们今天称之为“秦始皇陵”。据史料记载，秦始皇陵始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7），建成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历时39年。其规制除了巨大的方中（墓室）之外，陵表还有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帝都咸阳的皇城和宫城。封土堆位于内城南部，呈覆斗形，底边周长1700余米，现存高度51米［4］。陵园内还建有许多宫殿，陈列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陵体四周又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从葬坑，现已探明的就有400多条。为建造该陵，共征集了72万人力，动用修陵人数最多时近80万。在当时没有现代工程机械的情况下，修建如次庞大一座陵墓的费用绝对是天文数字，今人无论如何也估算不出。
到了汉代，汉高祖君臣及其后代帝王君臣，虽然也从秦始皇滥用民力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而最终亡国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注意劝课农桑，与民生息，但在修建帝王陵墓上，比起秦代，反倒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出台了“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监营陵地”［5］的腐朽政策，即帝王即位的第二年就开始预营寿陵。至于营建寿陵的开支，《晋书·索靖传》说：“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6］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7］。这是令人吃惊不已的。
汉武帝茂陵建于槐里县茂乡，始建于建元二年（前139），至前87年武帝崩后下葬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达50余年。茂陵封土呈覆斗形，今测量其高46.5米，底部东西宽229米，南北长231米，顶部东西宽39.5米，南北长35.5米［8］。至于陪葬于方中的珍宝，更是不可胜数。史料说方中放置不下，就堆放于陵园内。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开茂陵羡门，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陵园搬运陪葬物，搬了数十天，园中物品不能减半。除此而外，汉代还有在一些寿陵旁建陵邑的政策，把天下富户迁徙至邑内，移民背井离乡，多年不能迁徙完毕，邑内人口甚至多于首都，耗费的钱粮不计其数。
自秦汉形成贵族墓葬崇尚封土高大的习惯以后，直到两晋南北朝，讫于有隋，高坟大垅遂成为帝王墓葬的标配，一些王朝基于国力限制，虽然陵寝规模较两汉有所省俭，但基本模式并未改变。当然，期间也存在个例，放弃了人为堆土成陵的方式，如汉文帝的霸陵，即背依霸陵原，不另起封土；魏文帝于首阳山东做寿陵，不封不树，至今人们不知其墓葬确切位置。但这些都未形成定制，更没有起到示范本朝帝王陵寝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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